一、缘起：修仙的跨文化记忆与当下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道家文化以其独特的哲学思想和实践体系在人类文化宝库中占据重要地位。围绕“道德之意”，道家形而上学构建起区别于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强调道、物须臾不可分离，理事相即、体用不二等思想。历经千年传承与文化传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性命双修”的修养论等深植于中华文明基因的哲学理念，不断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美国汉学家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主要从事道家哲学与道家文化研究，其于2009年出版的著作《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Making Transcendents: Ascetics and Social Mem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下文简称《修仙》）荣膺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顶级奖项——列文森图书奖。该书以中国中古时期的修道者及其文化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修道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与亲属、统治者、赞助人、顾客等人群保持着“既是互利的，也是互相依赖的”关系。该书认为，“修道成仙”不是一种脱离世俗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浪漫想象，其本质是根植于修道者与其他群体关系互动中的社会行为，其开创性地从关系视角对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阐释。以《修仙》一书为代表，诸多海外学者的跨文化解释，特别是聚焦关系维度拓展的解释路径，不仅为国际社会理解文化中国提供了理论视角，某种程度上，这些解释也实质性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如果说康儒博揭示的是前现代社会中基于地缘与社会网络的修道关系，那么在全球化与媒介化深度渗透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实践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形态与传播逻辑。这正是本研究试图捕捉和剖析的。

与道家哲学思想体系相辅相成，道家文化孕育出太极拳等极具生命力的实践性文化形态。2020年，太极拳（Taijiquan）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类文化瑰宝。目前，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人在练习太极拳，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太极拳组织。作为太极拳的重要流派，武当山太极拳（后文简称“武当太极”）依托武当山深厚的道家文化底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修练热潮。武当武术协会已在全球发展34家海外分会，每年吸引约3万名外国人来到武当山研修习武。2024年世界武当太极大会，来自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运动员及500余名专家学者、武术协会代表等来到武当山，研习武术，进行文化交流。经过长期的身心修练，不少外国修练者（本文统一采用"修练者"而非"修炼者"的表述。原因在于，研究者基于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发现，多数外国人的武当太极实践呈现明显的短期化特征，并且他们往往将太极视为一种需要重复性练习的锻炼和养生方式。）选择在此定居，甚至担当文化传播使者。如修练15年的美国人杰克拿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时所言：“武当山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人们、这里的文化，都让我深深眷恋，我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传播武当文化。”

2024年6月至今，我们两次前往武当山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完成对11个国家的25位外国修练者的深度访谈，并持续进行线上田野观察。本文结合在地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选择以武当太极外国修练者文化实践中的跨文化关系建构为切入点，旨在揭示，区别于仅仅通过数字沟通建立的跨文化想象，这些外国修练者通过身在武当山的文化实践（学习太极拳、与师傅交往等），形成哪些跨文化关系？这些跨文化关系进而对外国修练者作为跨文化桥接者有哪些积极意义？基于此，他们的实践经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揭示了哪些潜在的、有别于以往的新路径？

二、文献综述：关系、跨文化关系及身份调适

（一）关系及跨文化关系研究

广义的“关系”是与他者有联系的东西，或者以相对或相反的方式相关于他者的东西。狭义的关系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关系。作为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普遍现象，关系在中西方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建立基础、格局结构和相处模式。其一，在建立基础方面，中国的关系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以血缘亲情为原型，通过“推己及人”扩展至熟人网络（朋友、乡邻等），突出“人情”（情感义务）与“面子”（社会声誉）的绑定；西方则强调以契约精神为核心，关系的建立基于共同兴趣、价值观或利益目标，弱化血缘的先天约束，强调契约化的权利义务。其二，在格局结构方面，中国的关系结构是“差序格局”，以自我为中心，依据亲疏远近形成“水波纹式”的同心圆结构，信任度随圈层递减；西方则是一种团体格局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规范是关于团体和个人之间的权力划分，成员关系由明确规则界定。其三，在相处模式方面，中国的关系边界相对模糊，需要持续“经营”，这就要求人们在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各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西方则强调公私领域的严格区分，个体是独立平等的“原子”，人们之间的关系取向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可见，关系的显性特征离不开文化间的比较，特定文化所构建的关系理论会使其解释的对象与范围受到限定。

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同传播紧密联系，在彼此的协商谈判中持续发展。跨文化传播关涉“我们”与“他者”的传播交往和文化关系，深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间的对话与互动。首先，借鉴翟学伟的关系向度理论，跨文化关系涉及四种类型，并且可以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1）松散关系（一般性的社会互动），如外地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跨文化互动；（2）固定关系，如学校教育场景中不同种族的师生关系；（3）约定关系，如跨国公司或企业中的成员关系；（4）友谊与亲密关系，如跨文化伴侣或跨文化的婚姻关系。其次，跨文化关系需要相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来维系与管理。例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开创性地将人类学方法引入文化差异研究中，为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的关系差异奠定基础。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以高/低语境理论为基础，发展“面子协商”理论。这一理论深入探讨了个体在跨文化关系中如何管理和协商其多重身份，以寻求身份的安全感和包容感。最后，跨文化关系是动态的、多维的，其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过程。陈国明等人基于道家文化的阴阳概念，强调人类的交流和传播是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和谐的文化间互动——人们通过整体网络中符号的不断交换，发展出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跨文化关系。

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实践拓展了跨文化关系灵活建立与持续对话的可能。信息技术的迭代革新从根本上重塑了人类关系的时空维度——个体联结突破传统物理时空的桎梏，催生出全球性的时空坍缩（temporal-Spatial compression）现象。一方面，更多关系主体（如边缘群体）得以显现并参与跨文化对话和政治行动。数字新媒体平台的赋权使人们能够在跨文化沟通中持续维护自我，挑战主流叙事并彰显其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存储数字记忆的归档实践不仅能保存多元文化表达，还能促进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持续构建跨文化共创的知识库。事实上，虚拟社区或数字平台早已演变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情境，它们为数字跨文化对话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数字对话空间，在这里，文化关系、种族关系、权力关系等在其中不断编织与流动。

人类不是一座座彼此绝缘的孤岛，而是关系网络中的文化生命体，持续向“他者”敞开“自我”，推动着普遍联系的建立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跨文化传播强调构建“互惠性理解”（reciprocal understanding）的通路，即通过文化间持续生成的感性、理性以及建设性地接触、认知和对话，使人类走出二元对立的权力支配关系，在文化差异中生成互补性知识以及与他者合作共创的间性智慧。

（二）跨文化关系中的身份问题

洛克（John Locke）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到，关系的本质在于两个事物的互相参照和互相比较。据此，事物便可以获得相应的“名称”或“身份”，例如“为父子”“为姐妹”等，这些“名称”或“身份”会随着关系的停止而停止。洛克认为，关系和身份是人们心中的一种观念，而非事物的本质属性。然而在肯尼斯·格根（Kenneth J.Gergen）看来，“关系是先在于人的自我概念的一种协调过程”。关系是先验存在的，“自我”与“他者”共同生活在相互构成（co-constitution）的世界，在关系中产生，不可能摆脱关系。

“自我”与“他者”是跨文化关系中的“元身份”。跨文化关系中的身份问题常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在多重文化框架下的自我定位困境：既需应对他者文化环境赋予的标签（如“异乡人”“陌生人”），又需调和自我文化认同的复杂层次（如原生文化与新文化价值观的交织）。“关系性自我”提醒我们，个体的自我认知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定义和体验的。有关跨文化亲密关系的研究发现，彼此积极参与协商文化差异，不仅能够提升关系质量和满意度，还可以促进自我身份的发展。传统跨文化关系研究认为，语言在无形中成为“自我”与“他者”的文化樊篱，例如人们通常以方言作为身份认同的首要标志。不过，在社会阶层的重新调整、全球城市的归属感以及国界内外更广泛的地理区域流动性中，方言的熟练程度与地方身份之间的关联性下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代散居社群中的文化身份具有动态性、多面性和循环性，它们不仅强调身份“存在”（be）的多元性，还突出了身份能够“成为”（becoming）的流动性与可能性。

“自我”与“他者”可以通过群体/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形成共在的“我们”，当然也可能成为进一步敌对的“他们”或迷失“自我”。文化身份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某人作为某个群体或文化一部分的感觉，通常隐含着对价值和能力的不同感知（sense of worth and competence）。每一种文化的成员都会依赖一种群体身份认同，被视为“装载一般性互惠的容器”。在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个体/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与解构几乎可以同时发生。虚拟场域的个体可以借助媒介表征的差异化策略与符号系统的多元化表达，实现文化身份认同的展现与强化。数字新媒体能够迅速集合个体，使之形塑新的群体身份认同，进而构成跨文化虚拟共同体。通过多种共同体内外的跨文化虚拟交流（intercultural virtual exchanges），个体获得丰富的跨文化合作交流经验，发展全球公民身份。然而，即使身处多元文化的新媒体社交场景，自我仍有可能呈现一种“跨文化逆反效应”——倾向于在相对同质化的文化语境中面向文化身份相同或相近的人积极主动呈现自我，而对他文化者采取社交防御特征的呈现策略。最终，“我们”仍是“我们”，“他们”仍是“他们”。

综上，跨文化关系指向一种文化间传播意义上的“关系理性”和调适过程。在超越实体化、单子化个体的关系网络中，通过互惠性理解推动跨文化对话、互动与合作，把“自我”的存在及交往意义与“他者”内在关联起来。这种关联可能导致身份认同的模糊性、自我认知的碎片化，甚至引发文化忠诚的焦虑，但是也推动了个体在“被谁定义”与“如何自述”之间，寻找既能维系文化根基又能适应新语境的动态平衡点。因此，跨文化关系中的身份并非静态标签，而是流动于文化对话中的持续建构过程。这种基于“关系理性”和身份调适的动态建构，为重建超越文化隔阂的真实“共同体”提供了认知前提与实践路径。基于此，本研究将超越单一的理论视角，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将以“关系性自我”为哲学基点，考察身份如何在跨文化互动中被共同建构。

三、研究设计

（一）资料收集

1.田野调查

2024年6月和10月，研究团队5人先后两次前往武当山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共赴6个田野点，包括（1）武当天马峰道文化研学中心，（2）武当山道家传统武术馆，（3）武当道家养生院，（4）武当三丰武术学校，（5）武当山福缘雅居，（6）武当山国际武术交流中心。其中，武当天马峰道文化研学中心至武当三丰武术学校是外国修练者学习武当太极以及在学期间生活的道观、院所或学校场地，中外修练者在这些地方通常同吃同住、集体生活。武当山福缘雅居是一位定居在武当山21年的法国修练者（M1）的生活住所，是一幢自带前院的二层独栋宅邸。由于M1自身的影响力，每年都会有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拜访并学习太极。武当山国际武术交流中心是2024年世界武当太极大会核心活动——第八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暨第二届全国武当拳交流大赛的主要比赛场馆，占地面积26600平方米，供来自国内外的运动员比赛交流。

深入田野期间，我们沉浸式跟随外国修练者，参与他们的日常训练和比赛活动，观察他们的学习方式、动作修正过程以及与他人的交流互动模式。例如，在晨练、功法练习、推手对练等不同场景下，我们记录了他们如何理解动作的核心要领，以及中国师傅如何根据外国修练者的身体条件和文化背景调整教学方式等。此外，我们还关注修练者在非正式场合（如集体用餐、文化交流活动等）中的社交互动。基于前述观察和体验，我们获得三类田野观察资料，包括（1）在田野获取的一手文字、照片、音视频等资料，例如摆放在外国修练者宿舍桌上的《居住准则》（Room Responsibilities）、教学时辅助使用的影片等；（2）田野中与外国修练者等人访谈的笔记和音视频资料；（3）团队调研人员的观察笔记。

2.深度访谈

结合研究问题及田野观察，我们将访谈对象确定为三类群体：一是在武当山地区有专属修练场地、教授外国人太极的中国师傅；二是在武当山地区修练太极的外国人，包括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裔人士；三是协助外国修练者学习生活的人士，例如外国修练者的妻子、地方行政官员、翻译等。调研期间，我们共面对面访谈31人，包括3位师傅，25位外国修练者，以及3位协助外国修练者学习生活的人士（见表1）。所有访谈均采用半结构化形式进行，根据受访者语言习惯灵活使用汉语或英语交流。针对外国修练者，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1）个人修练武当太极经历，例如接触的初始动机、学习和了解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持续坚持或退出的影响因素等；（2）对武当太极的认知过程，例如对概念、动作等的理解程度、认知冲突和调适策略等；（3）围绕武当太极形成的跨文化关系，例如与师傅之间的互动模式、同修群体的交往方式，以及这些关系对于个人修练和认知的影响；（4）修练实践和跨文化关系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重点考察长期修练者是否及如何改变自我认知和文化归属感等。

表1 武当山地区受访者信息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制作。

（二）资料分析

1.访谈文本转录

本文第二作者利用“讯飞听见”平台进行文本转录工作，将转录文本与音频内容进行多次人工核查，去除无关内容（重复语句、噪声等），确保转录信息准确无误。随后运用“谷歌翻译”和“豆包”分别对英文文稿进行自动翻译，经交叉比较和人工校对，获得中文文稿共计6万余字。

2.质性文本分析

我们针对核心研究问题，即“这些外国修练者通过身在武当山的文化实践（学习太极拳、与师傅交往等），形成哪些跨文化关系？”采用质性文本分析（qualitative text analysis）方法。首先，本文作者作为编码员通读所有访谈文本，根据访谈对象的不同类别（师傅、外国修练者等）独立记录文本整体特征，并标记文本中有关“跨文化关系”的典型表述。其次，通过编码从文本中提炼反复出现的跨文化关系类型和共性特征，并通过类目系统构建与维度提炼，形成不同跨文化关系（发展）的类型矩阵。最后，编码员之间进行交叉验证与饱和度检验，确保文本被完整识别和编码。

为了清晰呈现研究发现，下文分析时将统一选择转录后的中文文本作为细节支撑，并在引用结尾用括号标注受访者。

四、研究发现：从实践出发的三类跨文化关系

聚焦本文研究问题，我们对访谈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围绕武当太极，外国修练者共发展了6种跨文化关系，包括师徒关系、师生关系、同修关系、友谊关系、伴侣关系以及文化中介关系（见表2）。

表2 武当太极外国修练者发展的6种跨文化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制作。

聚焦武当太极的修练实践，在表2展示的6种跨文化关系中，师徒关系或师生关系是外国修练者发展的核心跨文化关系。这些关系指向中国师傅与外国修练者围绕“武当太极教与学”的跨文化交流和互动，而其他关系形态（如同修、友谊等）则本质上依附于这两种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外国修练者建立的师徒关系或师生关系又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焦点式、互适式和离散式跨文化关系类型。

（一）焦点式关系：“师傅要求我们在庙里练功”

在焦点式师徒/师生关系中，中国师傅是主导关系的一方，外国修练者需要尊重并遵循师傅的教授方式，严格遵守师傅的教学要求来练习太极及其他技艺。

以D1与外国修练者为例。师傅D1的道观坐落于武当山地区某峰顶的W庙内，海拔近千米，四周被茂密山林环绕。上山的两条通道均为石阶路，蜿蜒且陡峭。外国修练者需在当地义工带领下，徒步登山1～2小时，方可抵达W庙。住宿起居方面，他们住在道观的偏殿生活区，睡硬板床，还要适应空间和设施都极为有限的淋浴间与卫生间。当修练者较多时，部分人会被安排到海拔较低的T庙居住。T庙距W庙步行约半小时路程，每间宿舍里摆放着3～4人的铁架上下铺。公用木桌上的《居住准则》用英文清晰列出9条规范，例如“每周要把用过的被子拿到太阳下晾晒”“保持房间干净整洁”“临走前要擦拭桌子、椅子、衣柜、床（包括床底下和床周围）以及房间内自用的所有物品。务必清除所有蜘蛛网或虫子，但切勿伤害它们”等内容。饮食方面，外国修练者平常喝山泉水，三餐均为素食，用餐时需遵守“食不言、不浪费”的要求。用餐完毕后，他们要分三口喝下“回龙汤”——即用来涮碗底的开水。于此，原始陡峭的山路构成身体修行的第一道关卡，朴素的起居饮食成为日常生活的苦行实践。外国修练者在这种强调苦修、自律与敬畏自然的修行空间内，对道家文化“简朴”“惜物”等理念进行具身性的跨文化体验。

在W庙中，师傅D1与外国修练者的跨文化关系主要围绕道家文化、太极文化的教学实践展开，二者在“教”与“学”的紧密勾连中逐渐拉近彼此关联。其一，“晨功—授课—夜坐”的闭环课程体系。每日清晨，身着道服的外国修练者跟着师傅练习养生功，以调整呼吸和身体感知开启一天的修练。早餐用毕，他们跟随师傅进行理论课（如《道德经》《易经》）和形体课（如气功、太极、剑法）的复合式学习。夜晚休息前，他们需练习疗愈气功并在正殿打坐一小时。其二，具身感知与实践推动道家文化、武当太极的跨文化理解。如学唱《道德经》时，师傅会用笔记本电脑投屏，在电视机中播放相关的录像影片，让他们跟着屏幕中的口型与声音反复练习，强化其视听感知。又如练习“哈哈功”（律动排毒操）时，在空旷山域中以发声吐纳配合肢体动作，将抽象的“炼气”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身体经验。师傅教学时坚持“有问必有答”，但也十分强调外国修练者自身进行文化实践和感悟的重要性，“一定要实践。能够用语言传达出来的（内容）是有限的，要去体会，重视体悟。”（D1）其三，由于师傅D1不熟悉外语，外国修练者在学习时遇到一些高深的道家文化概念（如“气沉丹田”），会及时请教身边汉语较好的外国同学或精通外语的义工。他们还会通过在笔记本上画出人物肢体的连环简笔画，加强自身对拳法、功夫动作的形象记忆，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语言的障碍。随着“教”与“学”的跨文化互动日渐深入，一些长期跟随D1的徒弟开始能够真正理解道家文化，并认识到文化与文化间的可对话性。如两次来到W庙的俄罗斯徒弟L1所言：“我以前对佛教很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深造、教授课程。后来又接触到了道教，也很感兴趣，就来这里学习。我认为二者以及其他很多文化间都是相通的，都能够让自己深度净化、进修。”（L1）

师傅D1十分重视修练过程中文化学习与师门传承的原则性，“你来，我不拒绝，你好好学就行，遵守规矩就行”（D1）。在W庙，“师傅要求我们在庙里练功，这样才能够更加专注”（A5）。不仅如此，外国修练者还要轮流承担清扫、做饭、货物运送等日常事务，为集体贡献力量。每逢农历十五，他们要早早起床，与师傅一起上贡诵经。在一次我们与徒弟L1的访谈中，师傅D1经过我们访谈的侧殿门前，随手指向L1，提醒她尽快清洗他的衣物。L1随即中断了访谈，抱歉地说：“我得去完成师傅布置的功课。”随即转身去洗手间洗衣。这一细节体现了师傅对日常规矩的严格要求，以及外国徒弟对师傅教导的尊重与服从。这种以师傅为中心、以修练投入程度和纪律遵守为标尺来决定亲疏远近的模式，可被视为一种在跨文化场域中，围绕“技艺传授”而重构的“差序格局”，其核心不再是血缘，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

在D1的师门中，师傅会给外国徒弟取中国名字，例如“诚行”“诚良”“诚康”，这种近似传统宗法传承的字辈命名行为，不仅是师傅内心真正接纳他们的体现，也生动彰显了道家文化的包容性与传承的有限自觉性。“武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综合的概念，是‘杂货铺子’‘大超市’，任何人都可以来尽情地选……但是不要‘过度宣传’，修道在于修心，他们知道了，了解到了，想来自会来。”（D1）如今，在W庙的日常运营中，一些中国义工主要负责与外国修练者沟通联系。在面向外国人时，他们将W庙介绍为“文化研学中心”（Culture Research and Study Center），每年有近400名外国人来到这里修练太极、学习道家文化。尽管如此，师傅D1并不参与这些具体事务，他更专注于教学本身，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引导外国徒弟和学生深入理解道家文化。

以师傅D1与外国修练者为代表的焦点式跨文化师徒/师生关系，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师傅所确立的修练原则是维系跨文化关系的核心纽带，外国修练者围绕这些原则和教学实践形成与师傅的紧密互动勾连。另一方面，这一跨文化关系建立在系统性的知识传承体系基础上，由此引发的跨文化传播秉持有限开放的原则，强调以真实修行场景激发外国修练者的自发感知与认同，形成内敛而持久的文化吸引力。

（二）互适式关系：“我用英语讲些养生故事给他们听”

在互适式师徒/师生关系中，中国师傅虽然作为文化传承的权威掌握核心话语权，但这种权威并非单向的强制灌输，而是呈现出动态协商的特征。外国修练者会通过持续性的文化实践和日常互动，不断与师傅进行双向调适。以Y1与外国修练者为例。

师傅Y1于2004年创办道家传统武术馆（Daoist Traditional Kungfu Academy），该馆坐落于武当山下的遇真宫旁，占地20亩，依山而建，是一座沿中轴线递进式古风修筑，呈现三进院落格局（大庭院、四合院、小楼院）。搭配东侧四方八角楼台，整个建筑群兼具秩序感与层次感，暗合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营造出一种宫殿般的恢宏气势。院落的两侧是现代化的学生宿舍，均为两人间，最多可同时容纳400多名学生。沿三进院落的台阶逐级而上，最里间是师傅Y1负责接待和处理事务的“办公室”。整个武术馆采用现代化管理，公共区域的卫生和餐饮都有专人负责。除了专门的学生宿舍和练功场，馆内还设有图书室、茶室、琴房等功能空间。这种“文武兼习、内外双修”的敞开式修练空间，既为远道而来的外国修练者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也能让他们与中国修练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自由、充分。

Y1早期通过互联网的视觉呈现打破了传统师徒/师生关系的时空壁垒。2004年，受罗马尼亚学生建议和美国学生的技术支持，Y1自学英语，建立武当太极的英文网站。经过不断更新运营，该网站在Google同类搜索中排名首位。而后，他又主动学习视频拍摄和剪辑技术，将自己练习太极拳的视频以及私人联系方式发布在YouTube和Facebook的自建账号中。其主动公开联系方式的传播策略显然有效果，有时Y1凌晨都会收到来自境外的电话，虽然他并不能都听清楚，但大多数电话都是咨询武当太极的学习方法，和如何找到师傅。Y1对互联网的主动使用和用英语传播的方式，让更多外国人直观了解到武当太极，也能成功吸引他们与师傅联络，并来到武当山修练，构建了跨文化对话的初始通道。

随着武当太极在互联网场域中文化可见性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Y1受邀到多国讲学。“2020年以前，我每年下半年平均一个月要去2～3个国家，到当地给他们讲太极，国外的很多人对这个东西还是感兴趣的，只能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Y1）讲学过程中，他以武当太极的共通文化意义为叙事核心，将抽象的道家文化具象化为外国受众简单易懂的养生故事。“外国人需要落地，你给他讲理论没有用，但是你给他讲道家注重养生，他们就很感兴趣……比如我给他们讲，人喝太多冰水，会导致身体肾阳不足。肾阳不足，动力就不够，就会发困。他们就理解了。”（Y1）不仅如此，师傅还构建起“术（生存技能）—法（处世准则）—道（生命意义）”三级叙事体系，推动外国修练者对太极的认知从“武功武术”向“养生实践”的理念转变，实现道家文化价值的渐进式内化。通过跨文化叙事的意义再生产，武当太极话语被在地化转译，道家的宏大宇宙观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文化实践，促进外国修练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理解。师傅Y1的这一系列策略，是“面子协商”理论的生动实践。他通过将深奥哲理转译为通俗的“养生故事”，巧妙地“给予”外国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的“面子”；同时，作为成功的文化传播者，他也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一“面子”。

在师门内部的传承体系中，Y1强调边界清晰的身份差异维度。他严格区分“徒弟”与“学生”的身份：徒弟需通过拜师皈依仪式确立师徒关系，世俗学生则无须此程序；徒弟群体进一步划分为受戒与不受戒两类——受戒弟子须恪守清规戒律（如禁止结婚）；不受戒者则以研习道艺、道医及武术为核心诉求，学成后回归世俗社会流动。目前其“洋徒弟”群体均属不受戒范畴，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人杰克——作为武当“三丰派”第十六代传人，他已定居武当山15年并组建家庭，成为当地颇具知名度的“90后外国道长”。杰克从徒弟到师傅的身份转变，经历过与其中国师傅认知摩擦的协商调适。最初，他抵触参与媒体传播等非练功事务，“他们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只管我自己就行了，我练功认真就可以了，所以一开始叫他们去拍东西，搞媒体，他们心里是抵触的。”（Y1）面对这一文化冲突，Y1以“传承责任”为核心进行规训：“你是不是武当武术传承人？是不是？是，就有责任。我从90年代初就开始搞接待，我现在还在做，你为什么不做？”（Y1）这种基于道统延续的伦理原则，促使杰克从专注自身的外国修练者，转变为主动承担武当太极传播义务的传承者。如今，杰克作为“武当山文化大使”，积极参与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并且通过海内外视频平台宣传武当太极和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全球超百万的粉丝。

以师傅Y1与外国修练者为代表的互适式师徒/师生关系，既遵循道家文化的本真原则，又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弹性空间。师傅的话语权威与师门内部传承者身份的差异，是关系发展中不可撼动的核心。有关武当太极的文化转译与跨文化叙事，能够推动文化间持续性的对话和理解。刚性的文化内核与柔性的关系边界共同维系着文化传承的韧性。

（三）离散式关系：“回家可以看视频继续学”

在离散式关系中，中国师傅习惯将外国修练者称为“学员”或“学生”，双方的现实关系联结较为松散，转而发展以数字新媒体平台作为核心纽带的跨文化关系。

以G1与外国修练者为例。师傅G1于2009年在武当山紫霄村创办“道家养生院”（Taoist Wellness Academy）。这座由传统民居改建的院落藏于群山之中，紧邻紫霄宫、南岩宫等武当山核心古建筑群，四周鸟鸣幽涧，构筑起隔绝尘嚣的静谧修行场域。养生院整体依功能划分为授课区与生活区，二者相距不远。授课区有练功场、教室等，教室里摆放着中式禅修桌椅。生活区有围坐交流的空间，宿舍为上下铺形式，最多能容纳18人左右，有专人负责卫生维护与膳食供应，保障日常运营。如今线下教学点已拓展至两处——除养生院本部外，新增的山中教学点由专职教练承担日常授课，G1则定期前往督导教学。师傅G1早年曾任高中英语教师，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频繁为到访武当山的国际友人担任翻译。而后，他又在翻译武当太极典籍的过程中，深受道家文化的感染，于2007年毅然辞去教职，全身心投入到武当太极和道家养生功的修练之中。

G1开设的修练课程以“问道养生”为核心，理论课系统讲授道家文化和思想，练功课涵盖太极拳、太极剑、站桩等传统功法。中外修练者的课程设置和作息安排比较统一：早晨6点左右起床，7点至祖祠堂前焚香，随后走太极步、站桩以调理身心；晚间餐后自由活动，“我们可以散步，可以自学书法，也可以围在一起聊天，甚至可以一直玩手机”。（E1），通常9点后休息。师傅对外国修练者采取灵活教学的策略，不设置严苛的要求，可以根据学生需求动态调整授课方案，“基本不用他们做什么事，他们跋山涉水来的，在这好好体验、好好练习就行”。（G1）外国修练者在这里的学习周期短则一周，长则三个月。凭借语言优势与典籍翻译经验，G1形成了独特的“汉音+直译+形体演示”的教学关系互动模式。“比如白鹤亮翅，我还是跟他说‘white crane spreading wings’……多数情况下，就算是他们学的时间短，你边说边做，念得多了他也能知道，这个动作就是‘white crane’。”（G1）口头语言与肢体语言搭配的转译体系，使武当太极的功法内涵在跨文化场景中实现直观有效传递。“他以前是英语老师，所以会说英语和中文，我们沟通起来很方便……他（讲课时）会说中文名称然后翻译，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听和看来学习。”（K1）

视频平台成为外国修练者与师傅建立关系、维系关系的中介。许多外国修练者因看到师傅G1的YouTube视频慕名前往武当山学习。“我看过他的视频，想见见他……我们觉得线下学习很重要，因为太极拳需要老师当面纠正动作。”（A3）2017年，英国YouTube博主G2来到武当山，与师傅G1研习太极，随后将其教学过程制作成视频发布在YouTube平台上。视频巧妙融合日常生活场景，形成深度纪实内容，使当年G2的频道订阅量从不足1000人迅猛增长至2万。目前师傅的海外视频账号由G2全程运营，其主页标语“To help you live long and live well”（养寿培元，性命双修），精准传递了道家养生精髓。随着武当太极与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G1愈发重视海外视频平台建设，“我现在国内的视频平台都运营不过来，下一步还想多请几个专门拍摄、剪辑的人来”。外国修练者受限于签证时效等现实因素，难以在华长期驻留，因而形成“归国后依托视频持续修练”的跨地域需求。视频平台通过打破物理地缘的边界约束，使离散于全球各地的修练者得以在虚拟空间中维系有关武当太极的文化认知。媒介技术不仅作为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播的工具载体，更深度介入武当太极修行实践的关系建构，推动形成“身体缺席而精神在场”的跨文化师生联结。这个由视频平台维系的共同体，远不只是单向的信息发布渠道，它已构成一个可供持续协商和交流的“第三空间”。

以G1与外国修练者为代表的离散式师生关系，体现了传统文化在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的适应性转变。师傅通过降低关系准入、关系维系的门槛与要求，扩大了潜在受众范围；全球各地修练者则通过视频平台获得更灵活的跨文化接触方式，共同建构着对武当太极的理解之域。这种关系模式既保留了太极功法面授指导的核心价值，又创造性地实现了“虚拟道场”的文化位移，使武当太极成为跨文化的“流动性实践”。

五、结论：基于跨文化关系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思考

（一）从实践出发的跨文化关系特征

本文通过对武当太极外国修练者的在地研究，深入剖析了他们在特定文化场域中的跨文化关系建构实践。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外国修练者的跨文化实践围绕着以中国师傅为轴心的师徒/师生关系展开，并呈现出焦点式、互适式与离散式三种典型样态。这三种关系模式并非偶然，而是受地理方位、修练环境、教学氛围、传承要求、外语交流、媒介接触六个维度的影响（见表3）。

表3 三类跨文化关系的特征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制作。

如表3所示，外国修练者与中国师傅跨文化关系的紧密度与文化实践的诸多因素有关。

其一，修练环境的自然属性与艰苦程度，并非关系紧密度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亲近自然、较为艰苦的修练环境往往能为外国修练者带来沉浸式的身心感知，使之更专注于文化实践本身，进而频繁地进入关系中学习。

其二，师傅对修练传承的要求严格程度，即原则的明确性与文化实践的深度，构成跨文化关系紧密度的核心要素。当教学氛围趋向严肃、传承要求聚焦于文化内核时，外国修练者需要通过高强度的身体实践与认知调适来逐步适应。这一过程使他们与师傅的关系联结更加紧密。

其三，当文化实践需要高度依赖肢体示范且较少借助语言翻译时，外国修练者与中国师傅的关系紧密度反而提升。同样地，媒介疏离状态下的互动使得双方依赖具身感知突破文化隔阂，关系建构回归身体实践的本真性。

（二）跨文化关系建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

《修仙》中的修道者在社会环境中寻求治病救人、预测未来、述异志怪的能力，他们与世俗共担甘苦，既“修自我”也“助他人”。“修道成仙”不是身份和阶层的跃升，而是将尘世修行化作渡己渡人的舟楫，护持身心、利益众生。当下，武当太极外国修练者作为新涌现的“修道者”，建构起更加复杂多样的跨文化关系。透过这些关系以及文化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三条路径。

其一，基于需求差异的分类化实践。外国修练者多元的文化实践需求造成了跨文化关系类型的差异。他们练习武当太极，或出于对武术的热爱，或出于健康养生的需要，或出于对道家哲学智慧的追求等。针对不同需求进行分类化实践，超越语言主导的传统沟通范式，能够通过“分众化共鸣”推动外国修练者主动参与文化实践。最终在多元需求的满足中，实现传统文化从“符号展示”到“价值认同”的转化。

其二，在地性（contextual）与媒介化（mediatized）的流动性实践形成虚实交融的跨文化传播场域。众多外国修练者要常年多次往返武当山，其跨文化关系通过在地实践和媒介化实践的融合而维系、拓展。在地实践依托实体空间的具身性体验，使外国修练者通过感官协同感知传统文化内核。同时，通过严苛的纪律与俭朴的生活，锻造出一种近乎垂直、高度依赖的紧密联结。媒介化实践则创造性地利用数字平台构建了一个可供持续协商、交流的“第三空间”，使全球各地的修练者得以维系既有关系、拓展新关系，将修练武当太极从短期体验转化为长期的生活方式。外国修练者在虚实空间的穿梭中，既不断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从被动学习者转变为文化传播和传承的主动参与者。

其三，刚柔并济的关系边界建构跨文化实践共同体。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意义共创过程。“刚性内核”在于对师徒名分和传承责任的严格坚守，确保道家哲学、太极技法等文化精髓的本真性传承，为跨文化互动提供稳定的价值锚点。“柔性边界”则通过意义共通阐释（例如养生的跨文化叙事）实现传播话语的弹性与协商性，激发跨文化对话的持续良性互动。在这种刚柔并济的关系协商中，意义的交换共享建构特定的文化语境，跨文化实践共同体逐渐形成。

在不同师傅的记忆中，他们与第一批“洋徒弟”相识皆是因为“缘”。在师傅的口述中，他们与外国修练者的初次结缘，或在山路偶遇，或于武当山紫霄宫邂逅。反观外国修练者视角，他们提及更多的是早期在影视作品或他人口述中得知武当太极的“神秘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怀揣着对身体疗愈、精神超越的追求，来到这里找寻心中的答案。或许，“万事皆有定数”的偶然性在于每一种关系的联结都是随机的生命叙事，而其必然性则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对生命本质的永恒探寻，能够跨越时空、跨越文化，成为人们共通的渴望。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关系建构的样态，对于关系在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冲突、弱化乃至最终“脱离关系”的动态过程未能充分覆盖。未来研究或可采用更长期的追踪方法，深入探究关系维系的挑战与失败的案例，并引入中国修练者的在地视角，考察他们对这些跨文化互动的感知与回应，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真实境遇，提供更为全面和辩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