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成果丨陈波、涂晓晗：从媒介展演到文化认同：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运行机理

媒介技术的演进不断改变着人类记忆的建构、存储与传承机制。从口语时代的身体实践与交流记忆，到文字时代印刷术对记忆的固化与时空延展，再到数字时代记忆向云端迁徙，媒介迭代持续重塑着人类记忆的形态、结构与功能。如今，数字媒介正凭借其强大的存储能力、即时交互性与全球连通性，重构记忆的生产、延续与共享逻辑，促使其由静态存储转向动态展演。在此背景下，根植于特定物理空间传承的乡村记忆，不可避免地面临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乡村记忆空间正经历着从地方实体场所向虚拟数字场域的嬗变。

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建设源于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显著的时代必然性与战略重要性。政策层面，国家乡村振兴与文化数字化战略明确导向运用数字技术保护乡村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认同。理论层面，数字记忆空间为媒介深度介入文化实践、重塑地方认同提供了关键场域。实践层面，数字乡愁平台方兴未艾、村史村志数据库建设如火如荼、社交媒体中的乡村影像广泛传播，多样化的记忆形式不断涌现。因此，深入剖析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运行机理，探讨数字时代的乡村何以呈现、何以感知、何以认同，是理解乡村振兴进程中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核心命题的重要切口。本文旨在系统阐释从媒介展演到文化认同的乡村数字记忆空间运行与调适逻辑，以期为中国乡村的数字记忆实践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启示。

一、乡村记忆与数字空间的研究脉络

乡村记忆作为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被遗忘加速的风险。探究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结构层次、价值要素与认同逻辑，已成为一个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

（一）记忆理论与乡村记忆研究

记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作用体现于个体生活、社会交往、文化传承、历史演进等方面。学界对于记忆的研究由心理学、认知科学领域逐渐拓展至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领域，推动记忆理论实现从个体研究到社会文化研究的演变。心理科学和认知科学主要关注个体维度的记忆，认为记忆是大脑中的物理变化与存储，表现为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通过实验证明，个体记忆的过程通常会受到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影响，揭示了记忆的社会性。在此基础上，莫里斯·哈布瓦赫结合涂尔干“集体意识”思想，将记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阐释，提出集体记忆理论，认为记忆是由社会框架和身份认同所塑造，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象征符号。保罗·康纳顿将集体记忆上升为社会记忆，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如何记忆，提出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两种社会记忆传播方式。扬·阿斯曼则试图探讨记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区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认为二者最大的区别是正式性与仪式典礼性。交往记忆可以通过文字、图像、舞蹈、神话等形式进行象征性编码及展演，转化为固定的文化记忆，最终形成超越时空的身份认同。记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哲学思辨、心理科学实验、社会文化研究等多个阶段，推动了学界对于记忆本质、机制、功能、范式等多维度认知的深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乡村记忆作为特定时空中形成的记忆形态，承载着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与精神基因，是维系乡土认同、传承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记忆研究已成为融合文化保护、空间治理、产业发展等多重目标的系统性工程，呈现出跨学科、多主体、技术化的发展趋势。从概念内涵来看，乡村记忆是文化主体动态实践的过程，由全球和地方不同尺度的记忆主体所塑造，是在长期历史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人地交互情感与价值感知。从保护视角出发，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外部力量介入，乡村文化共同体日益消解，造成文化失忆现象，逐渐导致记忆脱嵌、空间挤压和个体感知异化，需要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与此同时，乡村记忆工程推动了乡村档案记忆研究的发展，相关研究认为档案能够通过文字、图像、录音等形式将记忆固化、凝结，成为携带乡村意义的符号，而对乡村档案记忆资源进行开发能够实现乡村记忆的保护、重建与再生产，其核心目标在于讲好乡村故事。从发展维度着手，乡村记忆的延续和再现是基于地点、事件、活动、历史和社会价值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出文化资源与旅游景点的多层交互，以记忆为媒促进乡村文旅协同发展，对于活化乡村记忆、推动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字空间与乡村媒介景观

空间在记忆的形成、存储和提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记忆的感官触发提供了丰富线索，也成为记忆的组织框架，具有强大的隐喻能力。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与空间必须借助实体的隐喻才能建立起隐秘联系。记忆空间可以是具有确定形态的物质实体，如纪念碑、建筑物及空间中的地方或场所，也可以是承载某种精神内涵或附着于物质现实之上的群体共享性象征符号。在实体空间中，可知可感的地方是记忆的支点，是影响地方依恋的关键要素，为人的记忆、想象和认同提供场所，具有情感定位、认同锚定的作用。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记忆保存与传承提供了技术支持，促进了数字空间的兴起，使其成为新一代数字宫殿，网络空间、新媒体平台、数字博物馆等成为研究热点。数字空间深刻改变着个体与集体的记忆机制，生产出新的时代记忆，并参与塑造新的社会文化形态。

在数字空间中，乡村主体实践、地理风貌、文化场景等得到多重面向的展示，形成了独特的乡村媒介景观与传播模式。从宏观层面来看，相关研究从媒介视角观察乡村社会的整体变迁，将传媒与乡村衔接，探讨其对乡村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的冲击和影响，聚焦乡土社会的文化传播问题以及乡村媒介化进程中的异质性空间生产。从微观层面来看，新媒体的普及赋予了乡村主体一定的媒介素养与话语能力，创造了新的社会交往空间，缩小了城乡二元差距。如乡村短视频以较低的技术门槛与识读成本，呈现出鲜活的“三农”形象，在虚实相生的交往环境中塑造着新的乡村内涵，实现了记忆重构与地方再造。整体而言，媒介技术对乡村物理景观、文化符号与社会关系的再现与重塑，经历了从技术冲击到空间生产的动态过程，使乡村媒介景观成为承载乡愁、唤醒记忆的新乡土。

（三）本文研究思路

从记忆理论到乡村记忆研究，可以发现记忆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属性，是时空坐标体系内一系列连续锚点与社会集体意识的叠加，空间的形变将带来记忆的非连续性发展。从数字空间到乡村媒介景观，体现出空间生产的动态过程，乡村媒介景观则是乡村数字空间实践和表征的结果。由此观之，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传统乡村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正面临记忆弱化与空间重构的双重挑战，彰显出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研究的重要性。

关于乡村记忆与数字空间的既有研究较多关注数字博物馆的技术实现或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而对政府、村民、游客等多元主体如何基于数字空间来重构乡村记忆、形成差异化感知与认同的探讨仍显不足，当下亟须依托特定的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实践案例来探讨受众记忆感知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下文简称“A馆”）是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导建设的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工程，旨在建成一个百科式、全景式传统村落展示的数字化平台，对于乡村记忆的延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案例具有代表性。研究采用案例分析与半结构访谈的研究方法，聚焦以下核心问题：（1）媒介实践层面，数字空间如何呈现乡村景观、存储乡村记忆；（2）受众感知层面，不同主体如何通过数字漫游感知乡村风貌、唤醒乡愁情感、激活集体记忆；（3）价值旨归层面，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如何建构文化认同，最终实现记忆的深度嵌入。

在数据收集方面，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获取研究资料。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招募到20位不同地区、不同成长背景的访谈对象，其中女性12人（F1-F12），男性8人（M1-M8），见表1。他们均对乡村具有特定认知，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能够自主参与数字记忆空间的感知实践。围绕研究的核心问题，邀请访谈对象对A馆进行虚拟探访，人均探访时长为1至3小时，访谈主要采取问卷文本、微信语音、电话等形式，重点了解受众感知过程与价值体验的异同，力求达到经验饱和。

二、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媒介展演

图1 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媒介展演装置

记忆始终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关联，在数字空间中，需要通过一系列媒介基础设施搭建系统性的空间框架，生成记忆的多媒介展演装置，以提高虚拟空间的可供性。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媒介展演主要包括景观迁移、场景建构和仪式互动三重维度，决定了乡村数字记忆如何呈现（图1）。

（一）景观迁移：乡村资源的数字转译

媒介是记忆存储的关键载体，人们最初依赖身体媒介进行记忆，彼时的记忆是人脑中的短暂存在，而文字的发明实现了记忆的稳固保存和持久延续。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存储和传输效能大幅提升，使得此时的记忆能够借助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模态实现永久性存储与动态化展示。从乡村记忆工程的发展实践来看，运用数字技术系统性整合乡村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景观的迁移与再现，是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媒介展演的首要步骤。为此，以A馆为代表的数字空间利用激光点云数据、全景VR、倾斜摄影等新型测绘和现代信息技术，力求全面、真实地还原乡村环境地貌、建筑格局与历史文化，搭建乡村数字记忆的数据平台，其意义在于系统性留存和展示地理空间布局、历史文化遗产与日常生活图景，建立乡村记忆的可视化档案。

表1 访谈对象背景信息

乡村数字记忆空间以景观迁移的形式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进行抢救性保护，以勾连过去、现在与未来，防止乡村记忆的断裂与消逝。景观包括物理和人文两个层面。物理景观层面，乡村的自然风光、传统民居、文化景点等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示：既能从宏观镜头呈现村落的层次坐落与空间布局，如“从博物馆展示出的全景图片来看，（呈坎）村子呈现出八卦的形状，补足了我之前亲身游览没有体验过的视角（F8）”；也能从微观视角展现建筑雕刻、水流波纹等细节，如“连一些老建筑上雕刻的细节都能放大查看，甚至比线下人多拥挤时看得更清楚（M8）”。在人文景观层面，村落的历史沿革、民俗文化、特色美食等介绍搭建了人们认识乡村、了解乡村的桥梁，“不只介绍了主要历史人物，还有一些主要的景点、美食、农作物什么的，介绍得非常完全了（F2）”。物理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云端交织，展现了乡村的外壳与内核、风土与人情、筋骨与血肉，融合成为乡村记忆的数字基底。“筋骨是物质性的、有形的遗产，包括村落的空间格局、历史建筑、古树桥梁以及代表性的非遗手工艺品等，通过数字化技术，这些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展示；血肉即记录下来的文化知识，包括建筑知识、典型人物、节庆习俗等，也得到了系统的梳理和呈现（F10）”。

（二）场景建构：数字空间的符号编码

场景这一概念具有广泛含义，心理学指出场景是个体对环境的认知加工与情绪反馈，社会学认为其是基于文化符号的身份建构与涂尔干式的“社会事实”，传播学则将场景视为媒介化的信息接收情境，而乡村数字记忆场景体现为上述三者的多重耦合。整体而言，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场景定义均关注人与环境的交互关系，同时体现出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双重并进。聚焦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场景建构，可以将其理解为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文化符号编码。一方面，媒介基础设施能够将乡土社会中的物质存在转化为数字空间中的感知符号，制定新的行为准则与行动路径；另一方面，个体对于符号的协商与对抗式解码则影响着场景的价值表达与意义感知。

由此可知，场景是被符号化的空间，是充满回忆与想象的“记忆之所”。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场景建构旨在通过符号集合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象征性意义系统，即通过不同的媒介舒适物组合传递特定的价值观念，为多元群体提供虚拟社交场所，以推动记忆的活化与延续。符号是意义的载体，乡村作为中华文化的根基与母体，关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化符号。如土地、农田、河流等农耕文化的核心符号，表现出乡村人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彰显着人地共生的乡土本质。“以前总觉得乡村是与土地相关的，乡村生活离不开土地，独特的土地也孕育出不同的乡村文化（F6）”“乡村是未完全经历现代化的区域，部分人仍保留着耕种的习惯（M1）”。祠堂、老屋、灶台等是“家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形成乡土社会的“血缘政治”与“差序格局”，构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网络。“乡村是基于农耕文明建立起来的部落，村民之间多为亲属宗亲关系，是中国亿万人民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场所（M3）”“乡村的符号是多元的，有老屋、田野、炊烟、溪流、坟头墓碑，也有乡音、宗族观念、年节习俗，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情感的概念（F10）”。上述乡村符号能够激发出丰富的场景意义，让人们认识到乡村不仅是家的来处，更是精神的归所，是加速社会中的一片减速绿洲。“在城市外面生活节奏过于快的时候，我会时常想家，家对我而言是一个能够慢下来的地方（F9）”。因此，数字记忆空间场景建构需充分彰显乡村核心符号，建造数字空间中的精神家园，展现动态的乡村生活图景。

（三）仪式互动：虚实交互的情境嵌套

仪式互动是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媒介展演的重要形式，仪式的重复性、规范性与非日常性有利于增强集体的聚合性，推动记忆空间的生成。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互动仪式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与人们日常交往的生动写照，主要包括群体身份认同、对外部人员的界限划定、共同关注焦点、情感共鸣体验四大核心要素。在传播领域，詹姆斯·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将传播看作创造、修改和改造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用仪式展现和构建社会现实，其目的在于创造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共同体。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仪式互动既是一种文化传播，也是一种社会建构，通过重复性实践与程式化展演，个体得以确认自身在文化共同体中的存在坐标，这一过程打通了主体实践、传播活动、社会现实与文化意义的通道。

乡村数字记忆空间中，人们的社会互动仪式同时发生在物理和虚拟多个层级的情境中，这些情境相互交织、嵌套，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生态系统，并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注意力分配、情感能量获得、群体身份建构以及社会文化生成。A馆通过界面设计、空间布局、功能划分、村落展示等情境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受众在数字空间中的行动路线与关注焦点，使受众能够更好地融入并沉浸其中。从动线设计的规范性来看，A馆参考实体博物馆的参观逻辑，依循搜索推荐、虚拟展览、活动参与、文创购买的行动路径，在科学引导的同时赋予了用户自主探索的灵活性。“展览动线比较清晰，能够展现乡村景观（F4）”“沿着虚拟的游览路线前进，不会像在实体景区那样担心错过景点或走错路（F10）”“整个博物馆的展览框架和索引功能的设计，让我能够按照地域、文化主题、历史演进等线索快速形成一个框架性的视野（F8）”。从展馆空间的叙事性来看，村落全景馆、影片馆、图片馆、美文馆、口述历史馆以及特展等板块功能指向清晰，能够让参观者由浅入深地了解乡村全貌。“从传统村落馆的大致介绍到全景馆的整体风貌展示，还有影片、图片、美文、口述这种特定形式的展示，由浅入深、由宏观到微观，了解的顺序较为科学（F5）”“我最喜欢特展板块，因为特展板块的内容比较新颖，海报做得都非常精致，让人有想点开的欲望（F3）”。

三、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具身感知

没有感知就没有回忆，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具身感知表现为从在地到在场的感官调适，从参与到沉浸的认识升华与情感共鸣，以及从前台到后台的记忆激活，呈现出“外部刺激—内部反馈—记忆生产”的反应机制（图2），解释了乡村数字记忆何以感知。

图2 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具身感知过程

（一）感官体验：从在地到在场的身体调适

从实体空间到数字空间，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感官体验正在经历由物理具身向虚拟具身的过渡，实现从在地到在场的身体调适。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理论指出，人体在受到外部环境刺激时，会基于自身认知、经验、需求、情感等产生不同的反应。人类对空间的完整感知依赖于身体的五感协同，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综合反馈，能够帮助个体识别空间的色彩、大小、远近、方向、气味、质感等多重要素。乡村数字记忆空间通过媒介展演呈现出中国乡村的多元景观，给予用户一定的感官刺激，让其产生临场感与沉浸感，从而促进后续一系列的参与行为。

目前，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内容呈现以全景视图、文字介绍、视频图片等为主，对受众视觉和听觉层面的调动较强，而在嗅觉及味觉等方面仍有待补足。首先，视觉是当前技术可供性层面最具优势的感官模式，在五感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成为信息获取的主流方式。如A馆通过360度全景地图、人文地理摄影、村落影片、图文叙述等形式，展现出较为立体、多样的乡村风貌，带给用户直观的视觉冲击。“我觉得最深的记忆点是俯瞰村庄时候，建筑群形成的风光气质（F4）”“全景游览和三维模型最能激发兴趣，可以拖动视角查看细部，仿佛在村子里走动（M7）”。其次，在听觉层面，口述历史馆邀请不同村落的宗族代表、非遗传承人等讲述乡村历史传说、名人故事等，推动乡村记忆的口耳相传，此外部分村落在全景地图中设置了背景音乐，对听觉具有一定的调动作用，但与场景的融合性有待加强。“数字博物馆会配一些乡村的背景音，比如水流声、鸟鸣声，能辅助营造氛围，但这些声音大多是预设好的，没有变化（M8）”“这种背景音乐不是结合它的场景去进行的一个配乐，我会觉得有一些突兀（F9）”。最后，在嗅觉、味觉和触觉层面，虽然A馆有针对乡村美食美景、传统建筑的介绍，屏幕之外的受众却无法闻到乡村气味、吃到地方美食、触摸到一砖一瓦的纹理。“美食物产这个板块给人的感受较为单一，往往只是几张图片和文字，无法模拟到真实的食物的风味（F10）”。

与此同时，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存在本质性差异，由于目前虚拟具身技术的局限性，受众身体与虚拟界面的互动反馈难以同真实世界相媲美，仍然存在着调适失灵的情况。与线下实体空间相比，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劣势在于无法打开全部的感官，导致体验感相对较弱，与真实世界的鸿沟难以弥合。“构成乡村景观的不仅仅是视觉画面，还有各种气味、触觉、声音，以及随手在路边摘个果子的快乐（F4）”“屏幕呈现的图像和音效再逼真，也不如实体感受来得直观，在现场，我曾摸过青石板磨出的光滑，也闻到柴火和泥土的味道，这种多感官体验是数字博物馆难以复制的（M7）”。未来，随着VR、AR技术和智能穿戴设备的普及，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将通过全感官协同为用户提供更真实的体感反馈，实现“身体—界面”的交互式沉浸。

（二）情感共鸣：从参与到沉浸的认知升华

情动理论认为，身体对世界具有反应能力，从而产生感觉的变化与流动，使人们能够通过外部的物体刺激与身体互动来认识自身。发生在数字空间中的情感共鸣，其产生过程与现实世界有着相似的心理基础，都需要经历从身动到情动的反馈递进、从参与到沉浸的认知升华。由于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媒介化、算法化的特征，其情感无法像面对面交流时经由语气、眼神、表情等肢体语言直接传递，而必须转码为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媒介可以承载的形式，通过实时互动与共同在场，实现情感的交流、传播与共鸣。

第一步体现为参与感知和认知协商，即受众通过深度参与获得乡村数字记忆空间中的信息，并在脑海中生成潜意识判断与认知评估，以达到精神层面的感同身受。乡村数字记忆空间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景观与历史文化资料，具有文化传播与知识科普的功能。“让我获得了许多有关乡村的知识，增进了我对乡村的认知与理解，最大的收获在于看到了中国很多发展非常好的乡村案例（F3）”“乡村不只是简单的居住地方，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价值，这也让我更懂得尊重和欣赏不同乡村的特色（M8）”。

第二步则是数字沉浸与情感触发，通过虚拟探访和数字漫游，用户能够基于自身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对信息进行解码，产生愉悦、宁静、放松等情感体验，揭示出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情绪按摩功能。“乡村成为我一种心灵的寄托，乡村承载了我童年时期的无忧无虑，现下烦闷时会想回到那个宁静、悠闲的地方走走逛逛（F5）”。最后，用户会产生点赞、评论、转发、分享等空间互动行为，不断强化个体与集体的情感连结，汇聚成宏观的公众情绪并建立独特的公共文化社区。在乡村数字记忆空间中，人们能够跨越物理区隔重返故土，实现乡愁这一中国人最显著的情感共鸣。“看到乡村的现代化设施也在与时俱进，和原本传统建筑形成对比，感受到传统生态和风土人情在交接更替（F7）”“让一些远离家乡、在外谋生的人群通过这个平台来看一看自己的家乡，能够缓解一下乡愁（F2）”。

（三）记忆激活：从前台到后台的分区递进

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书中，将记忆划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是对刚刚逝去的过去的回忆，是同一时代的人共同享有的代际记忆；而文化记忆发生在“绝对过去”，是非日常的、仪式性的、被固定下来的象征性符号体系。与之相似，心理学中亦将记忆作了工作记忆与长时记忆之区分：工作记忆是当前大脑正在思考、操作和处理的少量信息，具有即时性和脆弱性；长时记忆存储着个体过往经历、知识积累与文化惯习，能够长期保留并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检索和激活。以上关于记忆的模式分类揭示了记忆的前台与后台，前者分布着当下正在进行的大脑活动与社会交往，后者则蕴藏着遥远的事件与场景，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记忆激活呈现出从前台到后台的分区递进过程，逐步将“眼前所见”转化为“心中所想”。

在记忆的前台，人们通过人际互动、人地互动与人机互动，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和强化转化，实现新记忆的植入。如A馆所提供的丰富资源，极大地拓展了受众对于乡村的认识、理解与感受，植入了数字时代下人们对于乡村的多元印象。“我也第一次如此直观地了解到中国有如此之多、如此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底色，增强了我的文化自豪感和保护意识（F10）”。在记忆的后台，人脑通过检索与提取、联想与想象，激活人们对过去特定事件与特定场景的回忆，实现原有记忆的回溯，让受众得以穿越时空，完成一场心灵旅行。“看到家乡的乡村图片，想到开车路过闻到的秸秆味，想到小时候住在外公外婆的自建房二楼睡觉的场景，是童年的回忆（F11）”“看到数字博物馆里一些乡村的老房子，就会想起家乡的祖屋，想起小时候在祖屋里和长辈一起生活的日子，夏天在院子里乘凉，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M8）”。这种记忆的回溯机制，编织着受众关于童年生活、代际情感、旅行经历等过去经验的怀旧想象，常常使人感到温暖舒适，具有疗愈和认同的功效。

四、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文化认同

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提升社会文化认同，让个体能够确认自身的合法性，主要包括传承型认同、消费型认同和抵抗型认同三种模式，彰显着“主导—霸权式”“参与式”“对抗式”三种信息解码立场的互动博弈，显示出不同群体的意义感知与价值认同差异（图3）。受众基于自身成长背景、认知模式、生活经验等，会呈现出差异化的认同偏向，随着对乡村认识的逐步深入，不同类型的文化认同模式能够实现互动、转化与融合，最终构建立体全面的乡村数字记忆空间。

图3 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文化认同类型

（一）传承型认同：数字文化共同体再造

文化认同指不同群体或个体之间对共同文化的确认，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能够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中内化为共同体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涵量。传承型认同则是在充分认识到文化同根同源基础上，产生的更为具体的文化保护意识与行为，如文化的代际传递、现代性保护与共同体建设，这种认同模式的主体多为本土乡民、文化学者及怀有乡愁情感的外迁者。传承型认同的核心在于利用数字技术整合、激活并传播濒临消失的乡土文化，通过时空载体与纪念行为的并进，在虚拟空间中凝聚起具有相同文化基因的情感共同体。乡村数字记忆空间通过系统性的数字化存档行为将口耳相传的地方性知识、节庆仪式、方言歌谣转化为可永久保存、跨地域访问的数字资产，不仅是对文化灭绝危机的技术性回应，更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体现，从数字维度延续乡村文化血脉，为散落在各地的共同体成员提供了稳定的认同基石。“整体上，我认为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是一个极具价值和前瞻性的虚拟平台，它的建设意义非凡，为不可再生的、脆弱的文化遗产建立了一个专属的数字基因库。即使未来某座建筑因自然灾害或人为原因损毁，它的全部信息依然得以在其中保存，为后世修复或研究提供了可能，这是对物理保护极其重要的补充和备份（F10）”。

传承型认同源自共同社会结构中人们对于乡村价值的普遍性共识，即认可乡村对于中华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强烈的文化保护意识，旨在推动乡村记忆的延续与地方文化的创新，促进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乡村是中国乡土文化的根据地，是人们对于国家、土地、民族产生认同、热爱的根本（F1）”“我在乡村生活，现在也在乡村工作，看到这些古村落，我就会想到要怎么让他们延续历史底蕴，焕发新的生机（F2）”。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交互性与连接性，进一步再造了超越物理边界的“数字文化共同体”，强化了个体的集体归属感，在巩固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地方性认同之外，形成了基于文化趣味和情感连接的数字化身份认同。

（二）消费型认同：乡土符号的景观消费

消费能够塑造认同，是人们用以显示认同的符号、象征和社会交流的工具。在消费主义浪潮下，乡村的数字记忆被选择性地提取、简化和重组，包装成可供大众消费的文化商品与视觉景观，形成一种以观赏为主导的消费型认同，其主体大多为未在乡村长期生活过的城市居民，或是关注乡村文化的中外游客。“我个人认为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面貌，更多是一个表演性的景观（F12）”。与内源性的传承型认同相区别，消费型认同更多由外部资本和市场逻辑所驱动，显示出数字媒介对于网络空间议程设置的主导权与话语意义争夺。如短视频平台上的田园牧歌式叙事，唯美的稻田、古朴的民居、悠闲的农耕生活等符号意象被大规模传播，其核心目的不再是文化传承，而是吸引流量、制造网红打卡地、推销农副产品和旅游服务。“现在乡村成为一种意象，是一种精神家园，我渴望李子柒视频中展现出的田园牧歌的乡村生活（F6）”。乡村在此过程中被他者化和奇观化，成为一个满足城市受众对“诗意栖居”想象的文化消费符号。

正如居伊·德波所指出的，在现代生活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从而导致真实世界的异化。这种景观化的消费在构建一种肤浅且同质化认同的同时，正在侵蚀和扭曲着真实的乡村文化。为了迎合市场的审美偏好和短平快的消费需求，复杂的乡村生活被浓缩为简单的视觉符号，其背后的历史语境、社会结构与真实困境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我在城市长大，童年暑假偶尔回乡，对乡村的记忆总是和奶奶家的菜园、弯弯曲曲的土路，以及傍晚的蛙鸣连在一起，那时的乡村在我眼中是一个亲切又陌生的世界（M7）”。本地村民在这种外部粘贴的田园标签下，可能被迫扮演具有刻板印象的角色，其文化主体性被削弱，从而成为一种被消费的客体。消费者通过购买和观看这些景观所获得的认同，是一种对符号的、想象性的乡村的认同，而非对真实、多维乡村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全面接纳，这导致了文化认同的浅表化和符号化。“我觉得可能是看客或者观光这样的词汇更合适一点，我只是作为一个人从边上路过，然后去看到这些内容，并且将自身记忆和行为叠加起来，但如果说是认同感的话，可能确实是会弱一些（F12）”。

（三）抵抗型认同：逆向解码与叙事重构

面对消费主义对乡村记忆的单一化和景观化呈现，一种以抵抗为特征的认同实践随之而生。抵抗型认同不是对乡村文化的“非”或“否”认同，而是深刻把握乡村多重面向基础上的立体认同，表现为对乡村面貌的否定性超越和对景观消费的抵抗，批判一切对乡村的遮蔽、扭曲和幻想行为，其主体通常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本土知识分子、青年群体以及试图维护文化解释权的乡民。他们综合采用参与式和对抗式解码策略，拒绝全盘接受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所构建的浪漫化乡村叙事，转而通过创造反向叙事来争夺数字记忆空间的话语权。抵抗型认同群体主张展示乡村的空心化、环境污染、老龄化等现实问题，或以戏仿、反讽的方式解构那些过度美化的田园神话，以展现更为真实和立体的乡村面貌。“中国的乡村代表着过去，过去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词语，模模糊糊地蕴含着落后、贫穷等贬义的概念，很多人都想走出过去（F4）”“乡村确实也代表很多很烦琐复杂的一些家庭关系，或者是一些不太舒适的体验（F12）”。

抵抗型认同的核心目的在于重构叙事，还原乡村文化的复杂性与真实性，从而建立一种更具批判性和主体性的文化认同。通过揭示被主流景观所掩盖的层面，部分群体试图打破外界对乡村的刻板印象，呼吁社会关注其真实的发展困境。“和现实中的乡村相比，线上看到的画面更像是经过挑选的精华，古建筑、非遗和自然景观呈现得很漂亮，但人们日常生活和乡村现实的困境被弱化了。我在返乡时看到杂草丛生的老宅、年轻人离开后的空巢，以及新产业带来的变化，这些在平台上体现得不多（M7）”。抵抗型认同主张内部的文化博弈与主体赋权，激励乡村主体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价值，主动参与自身形象的塑造过程，而非被动地接受外部定义。由此可知，抵抗型认同并非单纯的否定，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通过在数字空间中的话语斗争，力图维护乡村记忆的多元性和真实性，为构建更全面、深刻的乡村文化认同开辟道路。

五、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理论模型及其实践启示

从媒介展演到文化认同的逐层递进，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结构张力与运行逻辑逐渐显现，凝练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理论模型与实践范式，能够为乡村数字记忆网络建设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一）理论回应：基于“展演—感知—认同”的三维模型

在传统物理空间中，记忆的生成与消亡遵循着一定的自然规律，而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记忆永恒化，数字记忆空间由此成为对抗遗忘的虚拟阵地，为乡村文化风貌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方向。通过对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媒介实践、受众感知、价值归旨的探讨，研究构建了基于“展演—感知—认同”的三维理论模型（图4）。

图4 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展演—感知—认同”的理论模型

在媒介展演维度，政府、本地村民、外来游客、互联网公司等多元主体通过电子档案存储、公共云平台建设、社交媒体传播等多种形式，将乡村资源从实体空间向数字空间复制迁移，通过媒介场景建构与仪式互动，实现了虚实交互的记忆呈现。在具身感知维度，受众通过从在地到在场的身体调适与感官参与，促进认知协商与情感共鸣，进而推动了记忆的激活与回溯，实现了由表及里的记忆感知。在文化认同维度，受众通过深度互动与多重解码，形成了传承型、消费型、抵抗型三种文化认同模式，体现了交织博弈的记忆认同过程。从媒介展演、具身感知到文化认同的逻辑递进，实现了“媒介客体”“实践主体”与“社会本体”的有机连接，深刻揭示了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运行机理，回应了数字时代乡村何以呈现、何以感知、何以认同的理论问题。

与此同时，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展演—感知—认同”的理论模型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空间生产理论在数字空间中的解释效力。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并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位一体模型，成为空间研究的理论基点。在乡村数字记忆空间中，媒介展演既是生产主体精心规划构想的表征性符号系统，又是受众进行空间实践的具体场域；具身感知既体现了受众空间参与和使用的实践，又实现了情感表达与意义建构；文化认同既蕴含着统治性的秩序与权力，也充满了情感象征、身份认同与挪用抵抗，体现了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矛盾斗争。整体来看，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生产过程展现了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体到社会的空间构型。

（二）实践启示：乡村数字记忆空间建设的优化路径

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体系中，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以及人们对事件的想象与回忆，构成了不同地方和族群的乡村记忆链条（图5）。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自然灾害、族群迁徙、王朝更迭与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常常会破坏记忆赖以依存的地方空间，这种实体空间的更迭与形变可能导致乡村记忆链条的非连续性发展，从而产生断裂风险。乡村数字记忆空间能够缝合断裂的记忆链条，推动乡村记忆在数字层面的延续，为地方乡土重建提供了无限可能。

图5 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断裂—缝合”调适实践

当前，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建设仍然存在着场景陈旧固化、主体参与乏力、话语权争夺等诸多问题，存在较大的优化改进空间。首先，在媒介展演的内容呈现上，可完善数字记忆空间的建设细则和跨部门协调机制，提高其丰富性、均衡性和动态感。除了对历史文化名村等乡村的数字呈现，还可以吸纳更多小众特色村落数据，展现活态化的劳作场景与生活场景，增强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生命力。其次，在受众的具身感知上，建议开展和普及农民数字技能培训，以弥合受众具身参与的数字鸿沟，真正实现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共建共享。与此同时，宜优化界面设计与智能接入，通过主题导览、内容推荐、智能搜索等增强界面的互动性与趣味性，扩大智能穿戴设备的普及使用以强化临场感与沉浸感，使受众的记忆更加持久深刻。最后，在文化认同建构上，可协调话语权力分配与叙事协商，打造全面立体的数字乡村。鼓励乡村老人、女性等群体参与乡村叙事，实现自我表达，展现“被遮蔽的乡村”的多维面向，建设乡村数字记忆网络。

在加速社会语境下，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理论与实践让人们得以窥见过去的历史、理解当下的生活、展望未来的世界，这种记忆的延续将带来秩序性与安全感，使个体了解自己如何存在于社会当中，使社会得以稳定过渡与连续发展，使文化能够持续演进并融合创新。当前，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的建设趋势在于超越传统的文化存续范式，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协同、技术沉浸赋能的数字文化生产场域，其核心在于通过媒介展演、具身感知与文化认同的整合与调适，推动乡村数字记忆空间从静态的记忆仓库向动态的文化再生产平台转型，最终服务于乡村文化的内在赓续与数字乡土的叙事同构。

综上，本文主要运用记忆理论与空间理论分析了乡村数字记忆空间从媒介展演到文化认同的运行机理，揭示了乡村数字记忆的呈现、互动与认同逻辑，是对乡村数字记忆空间研究的一次理论尝试。研究仍存在可补足和深化之处：一是可增加多元案例的比较，拓展至不同地区数字博物馆的跨案例研究，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媒介平台的数字记忆生产，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可解释性。二是访谈资料的全面性有待增强，研究目前仅选取20位访谈对象，在职业、地区、代际分布上可进行更为细化的探讨，形成针对不同群体的研究分类。三是技术的可操作性维度有待提升，当前主要从文化和理论视角切入，对于技术落地和实践操作部分讨论较浅，可考虑在后续研究中加强专业技术领域的跨学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