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播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算法已从隐于幕后的计算工具，演变为深度嵌入人们日常生活，形塑认知、情感行为的结构性力量。利用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算法无感知地捕获用户数据、预测偏好、配置资源，展现出强大的驯化效能，将用户悄然纳入其逻辑框架之中。然而，用户并非消极被动的客体，日益觉醒的算法意识催生了多样化的抵抗实践：从刻意刷屏、使用反推荐插件到主动进行信息隐私管理，乃至表达出深刻的算法倦怠与反思，传统的“驯化-抵抗”二元对立框架已难以充分解释动态复杂的博弈关系。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剖析算法权力的压制性或用户抵抗的能动性，却忽视了二者在持续互动中相互塑造、彼此适应的辩证过程。本文认为，算法与用户的权力关系并非一场零和游戏，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动态历程，正经历着从显性驯化到隐性共生的转向。算法与用户的共生并非和谐的平等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在不对称权力结构中形成、充满张力且不断演化的平衡状态。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旨在剖析用户在使用算法的过程中与算法权力关系的辩证演进，并挖掘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算法与用户权力关系的共生图景，试图超越静态的权力分析，为理解智能传播时代人机关系的未来图景提供一个更为动态与深刻的理论视角。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文献回顾

1. 算法权力。权力产生于生产与经验之上，通过显性与隐性的暴力将某些主体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数字时代的社会权力往往存在于算法中。算法以其深度嵌入的可见性机制，将资本和平台的权力逻辑渗透并作用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动态进程之中。

算法的权力通过其内在的底层逻辑掌握信息流动，影响和塑造用户的行为选择；同时，算法通过操控社交信息流与监控用户数字足迹的策略，实现对用户主观体验与心理过程的塑造。在对数据技术和信息流通渠道的掌控中，平台占据了主导性的权力位置，并将可见性重新塑造成一种稀缺且可被交易的商品。当个体的数字化生存空间由算法掌控，用户的行为痕迹被强制数据化并注入数据池，作为现代生活基础设施的平台正在利用算法及其所获取的数据崛起成为新的权力机构，进入其中即意味着必须接受算法规则的支配与控制。

社交媒体中的权力不对称根植于技术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尽管数字空间确立了形式平等的表达权，但技术可及性的差异导致了实质性的参与不平等。通过算法架构，平台系统性地主导着数字资源的配置逻辑，从而实现对公共话语的结构性塑造。

2.算法抵抗。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当算法的运行结果偏离其原本设定的目标时，用户往往会尝试寻找方式去抵触或挑战算法所体现的权力。在算法驱动的环境中，用户会基于自身经验与感知对算法的运作机制进行想象与建构，从而主动调整使用方式，制定相应的行为策略，包括民间理论；数据互助、流量盗猎、方言编码；算法游戏；数据干预和数据阻断；以更改个人偏好设置的方式来迷惑算法；主动运用平台的内容推荐规则来反向驯化算法；借助调整账号身份或权限的方式，以抵制推荐算法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偏向；关注拥有多重身份的创作者、故意点击不感兴趣内容、发布与现实身份相符的视频；对算法产品的空间隔绝、对算法规则的自我重组和主动嵌入、对算法逻辑的反向规训与控制；运用加密、转用、接力或拼接等策略对算法权力进行盗猎和反抗。用户对算法的抵抗主要体现在情感上，往往滋生出算法厌恶，甚至算法幻灭。

与此同时，用户抵抗行为也会发生演化。有研究指出，大学生面对算法呈现出“接受—抵抗—妥协—再抵抗”的心理历程 。个体层面的心理抗拒主要触发针对算法本身的适应性抵抗行为，而主体对权力结构的感知则会催化形成更具组织性的集体抵抗实践。

3. 算法与用户的共生。共生是指不同生物体之间的紧密关系，共生状态下生物体之间并非完全和谐，而是同时包含依存与竞争——不同物种之间既相互依赖，又为生存空间与资源而博弈。有学者将人与机器的共生模式分为工具型偏利共生、竞争型偏害共生和伙伴型互利共生三种。

置于当下机器逐渐具备人类智慧的历史节点，算法权力的触角正渗透到日常生活和社会系统的显性和隐性层面，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正呈现出类似的共生状态：在依存中共进，在竞争中重塑。同理，算法与用户的共生关系不是平衡与和谐的，而是体现为算法与人的权力争夺中，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动态博弈。在与算法的持续互动中，用户逐渐积累了对算法的理解和经验，从而发展出双重策略：一方面，他们通过暗中逆向操作算法规则进行有限抵抗；另一方面，依循算法逻辑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并引导算法运作，实现抵抗与顺从的平衡。算法凭借其技术优势常构成对用户主体性的侵扰，表现为画像建构的扭曲、交互语境的错位及隐私边界的消解。面对此种越界，用户则通过温和抵抗、自我调适等实践，重构其在数字生态中的自主性空间。

（二）问题提出

在智能传播研究领域，算法与用户权力关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现有研究主要沿着“算法权力研究”与“用户抵抗研究”两条路径展开：前者聚焦于算法的权力与控制机制，后者则关注用户在算法环境中的反应与应对策略。在算法权力研究方面，学者多以黑箱批判为起点，揭示算法在信息分发与注意力配置中的隐性操控机制，指出其通过技术编码、推荐逻辑与数据治理实现了对用户行为与认知的规训。然而，此类研究多停留在宏观与静态层面，侧重揭示权力的不对称，而较少探讨算法权力在日常互动中如何被协商与再生产。与之相对，用户抵抗研究则转向微观层面的能动性分析。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行为层面的抵抗，如用户通过更改设置、规避推荐、主动跨平台获取信息等方式突破“过滤气泡”与“回声室”效应；近期研究则延伸至认知与情感层面，关注用户的“算法想象”“算法倦怠”与“符号性抵抗”等现象，揭示用户如何在算法环境中重构意义与主观能动性。

尽管成果丰硕，但既有研究多呈现静态的二元割裂视角，或侧重于权力的压制，或聚焦于抵抗的表征，未能充分将驯化与抵抗置于一个连续的、相互生成的动态过程中进行考察。算法与用户的关系常被描绘为一场“猫鼠游戏”，却忽略了二者在长期博弈中可能形成的新的关系形态。为此，本文引入辩证的视角，将算法与用户的互动视为一个螺旋式发展的动态博弈过程，并追问以下问题：当驯化与抵抗的持续互动不再导向单方面的胜利，而是催生出新的关系模式时，我们应如何概念化这一演进？

基于上述研究进展与局限，本文的核心旨趣在于揭示算法与用户权力关系的辩证演进路径。为此，拟探讨以下核心问题：

Q1：在智能传播语境下，算法对用户的驯化机制经历了怎样的深化与演变？与此同时，用户的抵抗策略又如何从外显行为升级为内在的认知与情感实践？

Q2：驯化与抵抗之间存在着何种反向生成的辩证关系？即算法的迭代升级如何在回应与吸纳用户抵抗的同时激发出新型的抵抗形式？

Q3：在算法与用户持续、动态的博弈过程，最终导向了何种性质的人机关系？我们应如何从理论层面界定与阐释这种介于控制与自主之间的、看似矛盾却稳定存在的共生秩序？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搜集数据，以网络社群发帖和滚雪球的方式召集访谈对象，用线下访谈及线上语音的方式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的时间为2025年7月5日至2025年10月30日，访谈人数为27人，其中，男性13人、女性14人；每次访谈的时间为30分钟到60分钟不等。

如前所述，由于算法技术强大的遮蔽性，大部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均处于算法无意识状态，难以敏锐感知到算法的存在及其带来的种种威胁，因此用户具备算法意识成为实施抵抗战术的必要前提。为保证访谈对象有一定的算法意识和算法实践经验，本次研究召集的访谈对象年龄集中在22至35岁；学历以本科和硕士为主，职业包括学生和对新媒体有一定接触的行业对象（见表1）。

三、算法抵抗形式的演变

为更好地契合用户需求与驯化用户，算法不断调整其逻辑和手段进行升级和演进，而用户也在与算法日复一日博弈的过程中适应性地改变其应对机制和反应框架，以影响并重塑其信息流的呈现内容 。用户对算法的抵抗行为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但这仅是表征，更深层次的在于用户对算法权力的抵抗已形成一个从外显行为到内在心智、多层次演变的谱系。从行为到认知和情感的演变并非简单的策略升级，而是算法与用户动态博弈关系的深刻体现，共同推动了二者权力关系从“驯化—抵抗”向“共生”的辩证演进。

（一）行为层：从直接干预到逆向操纵的战术升级

算法搜集用户的行动轨迹和数字资料，并利用其强大的算力推送契合用户兴趣爱好的内容，让用户长期处于被满足被喂养的状态，如“温水中的青蛙”般生活在信息茧房中。用户意识到算法会逐渐窄化信息圈，会使用各种手段对抗算法对自身的操控，如早期基于平台预设机制的操作，进行“点赞”“屏蔽”或“不感兴趣”的点击，“我有时会给不那么感兴趣的内容点赞，也会主动搜索相对面的信息，增加这些信息的观看时间，这样接收到的内容会更多元”（F7），但这本质上仍属于算法系统可接纳的合规反馈。

随着算法抵抗实践的深入，部分用户的抵抗行为由早期的在算法既定框架内的简单反馈，演变为更具能动性的“逆向操纵”战术。用户的抵抗策略呈现出从规则内协作到系统性对抗的显著深化。而当下涌现的算法游击战术则标志着根本性转变——用户通过精心设计的数据造假行为主动构建虚假数字身份，以污染算法的训练数据集；或有组织性地实施“数据投毒”，通过制造大量垃圾互动来干扰推荐模型的正常运作；或借助日益普及的反推荐工具与隐私插件，从技术层面实现对算法追踪与推荐的直接拦截。“如果观看或点击某类信息比较多的话，基本上后续就集中给我推这些，有时候我会故意搜一些反向的内容或者避雷帖，来规避过于集中的推荐”（F6）。

算法抵抗行为从简单反馈和系统性对抗发展到算法游击战术的演变，标志着用户从被动的内容接收者转变为主动的系统扰动者。用户的这些行为也迫使算法不断适应这些“噪声”，从而将用户的抵抗行为反向内化为系统优化的反馈源。

（二）认知层：算法意识觉醒与祛魅实践下的认知协商

算法意识受到自身使用体验和学历水平的影响，使用时间越长、使用功能越丰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用户拥有更高的算法意识。研究揭示，用户对算法的认知经历了从无意识到高度警觉的关键转变。算法意识的普遍觉醒表明用户不再将算法推荐视为中性、客观的结果，而是深刻理解其背后存在的商业逻辑与权力意图。“我发现平台之间其实是联动的，虽然设置了 App 不跟踪，但实际上还是被跟踪了。因为我在另一个平台搜过的内容，这个平台也会显示，还会给我推送相关广告。”（F9）

由此引发的“算法祛魅”实践，使用户能够以批判性的眼光解码信息环境，解构算法的运作逻辑。“内容太同质化了，如果你想看点别的内容，还得自己找，如果不主动找就永远看不到”（F7）。“这就是一种‘流氓’行为，一直在玷污我浏览的基础逻辑思维”（M4）。认知层面的抵抗削弱了算法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使其难以再通过黑箱实现无缝的驯化。用户开始在认知上与算法系统保持审慎的距离，认知疏离构成了双方权力关系得以重新协商的前提，它促使平台部分地开放算法逻辑、提供有限的选择权，从而在用户认知压力与平台控制需求之间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三）情感层：算法倦怠作为消极抵抗与关系重构的情感动因

在行为对抗与认知批判之外，弥散性的算法倦怠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情感抵抗形式。“比说秋招求职，我觉得小红书、抖音等平台特别喜欢渲染焦虑情绪，会刻意放大一些很有倾向性、很情绪化的东西”（F1）；“刚读研那段时间我状态特别低迷，小红书又总给我推送消极帖子，让我陷入了情绪漩涡。拟态环境非常不好，让我很难接收到它营造出的积极能量”（F4）。

信息过载、个性化疲劳与自我被“计算”的异化感所引发的消极情绪，使用户产生疏离、疲惫甚至厌恶的情感反应。“比如我最近想买衣服，在淘宝上浏览过之后，抖音上就开始疯狂给我推送相关内容，这令我很不舒服。我刷抖音本来就不是为了看这些的”（M2）。这些情绪虽没有表现为积极的对抗行为，却通过降低用户参与度、引发间歇性数字戒断等方式，从情感根基上动摇着算法系统赖以生存的注意力经济。“非常及时的大数据推送会让体验感很差，每次搜索信息后相应的网站都会有相关提示，这种感觉不太好，有种被监控的感觉”（M5）；“平台让话题变得越来越局限，我其实更希望看到多元的信息，内容太雷同了，有段时间我甚至把抖音卸载了”（M7）。情感层面的抵抗意味着用户与算法的关系已深入至主体体验层面。平台为回应这种普遍的情感危机，不得不开发数字健康功能、引入不确定性推荐以减轻倦怠。这一互动表明，算法权力为维持其长期效力，必须对其情感副效应进行管理，从而与用户达成一种协商式共生。

用户抵抗从行为、认知到情感的三重演变构成了一个辩证发展的统一体。它并非旨在彻底击溃算法权力，而是在持续的、多层次的互动中，不断为算法权力设定边界、提出修正要求，最终共同塑造了一种既充满张力又相互依存的共生秩序。

四、从抵抗到共生：共生关系的形成与表征

用户与算法的权力关系从抵抗到共生的转型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双方在持续博弈中形成的动态平衡机制。研究发现，用户的抵抗实践经历了三重演进：行为层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的数据伪装与系统干扰，认知层通过算法想象构建批判性认知框架，情感层则表现为普遍存在的算法倦怠与情感疏离。行为、认知和情感层面抵抗形式非但未能瓦解算法权力，反而成为系统优化的反向驱动力，催生了四种典型的共生形态：在持续张力中形成的对抗式共生，通过策略性互动达成的协商式共生，平台对抵抗进行结构性吸纳的寄生式共生，以及在沉浸体验中实现感官嵌入与自主性让渡的沉浸式共生。

（一）对抗式共生：权力张力下的互动生成

对抗式共生（Antagonistic Symbiosis）并非用户与算法的彻底对立，而是揭示了在持续的张力与摩擦中相互塑造、共同生成的动态平衡关系。对抗式共生的核心机制在于算法权力的规训实践与用户的战术抵抗构成了一对永恒的辩证矛盾，二者在对抗中彼此依存、互为条件。算法以技术理性和数据逻辑为基础，通过推荐机制、流量分配与注意力治理塑造信息可见性，从而构建起一种结构性权力。用户的行为、偏好与时间被纳入算法治理的逻辑之中，形成“可计算的主体”。

然而，算法对用户的结构性支配并未消解用户的能动性。用户在算法环境中以策略化行动回应算法控制，通过改变互动模式、扰乱推荐逻辑、选择性暴露或隐藏信息等方式实现对算法权力的有限抵抗。算法通过日益精密的数据捕获与行为建模，试图将用户稳定地纳入其可预测、可引导的框架之内，实现高效的驯化。但算法的驯化很大程度上会遭到用户的反扑，如通过数据造假、主动污染训练数据等抵抗实践，对算法的控制逻辑发起直接挑战。用户的抵抗行为并非意在脱离系统，而是在系统中争夺自主性与议价能力。“你要混淆算法对你的判断，不要被算法投喂，要自主地去选择搜索你自己想要的内容。有一个迷惑它的方法，比如你刚搜了一个很悲伤的视频，然后紧接着去搜一个很快乐的视频，或者说它给你推荐了一个 A 方向的视频，紧接着你就去搜索一个和它完全不同类型的视频，这样信息茧房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但肯定也是不能完全抵抗平台的，算力太强大了”（F3）。

然而，用户与算法的对抗非但未导致关系的破裂，反而成为系统动态演进的核心驱动力。用户的抵抗构成了对算法模型的持续性压力测试，迫使算法必须不断调整其识别、过滤与推荐策略以应对这些“噪声”与“欺骗”。换言之，算法在应对抵抗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迭代与优化。于是，一种基于对抗的共生秩序得以生成：用户的抵抗需要以算法的权力结构为标靶，而算法的权力为了维系自身，又必须将用户的抵抗作为不可或缺的反馈信号予以吸纳。最终，对抗式共生体现为一种不稳定的稳定态。权力张力并非系统的故障，而是其常态化的运作方式。算法与用户在这种高强度的互动中，共同界定了彼此权力的边界与可能性，形成了一种在对抗中相互建构的共生格局。

（二）协商式共生：算法逻辑与用户能动的双向塑造

协商式共生（Negotiated Symbiosis）是指算法与用户权力关系从显性对抗进入持续微调的动态平衡阶段，是二者权力关系演进中的一种较高级形态。算法逻辑与用户能动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相互测试、相互适应的双向塑造机制。

在协商式共生阶段，用户展现出较高的算法素养与策略性计算。他们通过精密的算法试探，如短暂改变点击行为观察推荐变化，或选择性投喂，如刻意与特定内容互动以引导推荐走向，将自身偏好主动嵌入算法运行轨迹。“我会在设置里调高娱乐的比重，降低学习的比重。因为我对小红书的定义就是一个娱乐App，不希望它介入我的学习生活”（F1）。用户的这些实践已超越简单抵抗，演变为一种建设性的系统对话。与此同时，算法系统通过建立弹性反馈机制回应这种协商。它不再追求绝对控制，而是通过可解释性 AI提供部分运作逻辑，通过设置有限的内容偏好选项，赋予用户一定的配置权。有限的透明度与选择权，实质是算法权力为维持系统稳定运行而做出的策略性让步。“存在即有价值。任何工具都有便利性，但同时又具备风险因素，不可能为规避风险就摒弃它的便利和对生活的价值收益”（M4）。

用户与算法的双向塑造催生了一种精妙的互惠格局：用户通过策略性互动获得了更具响应性的个性化服务，实现了在系统框架内的有限自主；算法则通过吸纳用户的协商实践，获得了持续优化的数据燃料与更高的用户黏性，巩固了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协商式共生并非权力的消解，而是权力运作方式的精细化。它构建了一个算法与用户共同参与的持续校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控制与自主通过日常的、微观的协商实践不断重新界定，形成了一种动态且充满张力的稳定关系。

（三）寄生式共生：抵抗行为的结构性吸纳与转化

寄生式共生（Parasitic Symbiosis）指平台系统通过将用户的抵抗行为结构性吸纳，并将其转化为自身优化的养料，从而实现权力的巩固与扩张。其本质在于，抵抗非但没有削弱算法权力，反而被精巧地收编为系统演进的内在动力，揭示了智能传播时代算法与用户关系中一个更为隐秘的维度。“一方面觉得很方便，刷小红书可以得到想要的消息；另一方面感觉到隐私被窥视。我和朋友聊的话题，抖音也会推送，感觉它在窃听我们”(M6）。

在传播机制层面，用户的互动、反馈乃至反算法行为都会被算法系统重新编码为可计算数据。例如，用户为规避推荐而频繁切换或屏蔽内容，这种异常行为被算法识别为新的兴趣模式，从而用于训练模型、优化分发逻辑。抵抗因而被制度化地吸纳，成为算法学习的材料。这种吸纳并非对抗的终结，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化过程，不断进化的算法将已形成“民间理论”的抵抗行为持续收编为新的算法规训，使算法得以通过循环学习实现“韧性自我更新”。

在此过程中，平台首先对用户的抵抗实践进行数据化与符号化转换。当用户采取反推荐策略时，其行为数据，包括抵抗路径、回避模式、刻意互动等都被系统完整捕获，成为训练算法识别异常行为的珍贵样本。原本旨在挑战算法的实践，反而被吸纳为提升算法精确性的做法。更为深刻的是，平台会进一步将抵抗商品化，如某些内容平台会主动推出关闭“个性化推荐”选项。“有段时间我关掉了个性化推荐，但关掉后发现它推荐的内容和我想看的内容有出入，于是又开启了”（F2）。这些看似回应批判的功能设计，实则将抵抗情绪转化为新的产品卖点，既消解了抵抗的破坏性，又完成了对批判话语的符号收编。

用户的每一次抵抗尝试，都可能在不自知中沦为算法系统的“压力测试员”或“免费数据标注员”。“我们看到的内容，其实不由自身兴趣决定，而是平台根据算法和后台程序，决定向我们推荐什么”（M4）。系统通过这种精妙的结构性吸纳机制实现了对反抗能量的转移与转化，使抵抗本身成为维持系统活力的养分。由此，寄生式共生关系展现出显著的悖论特性：表面上看，用户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权与反抗渠道；实质上，算法权力通过吸纳并消化这些反抗，实现了更加柔性却更加牢固的统治。

（四）沉浸式共生：感官嵌入与自主性的无意识让渡

沉浸式共生（Immersive Symbiosis），是指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及高度沉浸的短视频等场景中，算法通过构建感官拟象环境，实现了对用户感知维度的深度殖民，而用户则陷入了感官系统的全方位嵌入与自主性的无意识让渡，它代表着算法与用户权力关系的最高发展阶段。

技术在用户使用过程中将用户导向特定的行为、行动逻辑乃至价值观念中。为获得更多的使用权限和操作自由，用户主动与算法协同合作，如嵌入算法逻辑、主动披露隐私数据来获取服务等，有意识地利用算法实现其信息需求。“在我面前的无非两个选择：一是抛弃所有平台，不用了；二是只要用就必须接受它”（M11）。表面上用户通过让渡自身权益获取的眼前利益，实际上换来的是算法控制的强化与主体性的进一步丧失。

沉浸式共生形态建立在具身传播的基础之上，在此阶段算法不再仅作为信息筛选工具，而是演变为感知环境的建构者，它通过精准调制视觉、听觉乃至触觉的感官比率，创造了令人流连的沉浸式体验。用户在享受这种感官盛宴的同时，不自觉地进入了算法的认知框架，其注意力分配、情感波动与审美取向都在无形中被引导和塑造。“我正想查点什么，平台就精准推给我相关内容，感觉正中需求，省去了自己检索的麻烦”（F1）。“它给我带来的益处比坏处多，它缩短了我获取信息的时间，因为大数据会记住我的一些偏好。比如我在小红书上搜索近期需要的东西，它就会基于我之前购买过的店家，或者是浏览过的帖子来推荐，这样我就不用大海捞针，可以直接找到更符合我喜好的款式或颜色，我感觉这些都被记录下来了”（F6）。

尤为关键的是自主性的让渡过程。与传统抵抗模式不同，沉浸式场景中的用户往往主动拥抱这种感官包围。其决策机制从理性权衡转向情感跟随，行为模式从有意选择变为环境触发。这种让渡并非出于强制，而是源于对舒适体验的依赖，形成了一种愉悦的依附关系。“我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比较典型的可能体现在消费上。如我在刷小红书时，它给我推一些衣服或者是其他的生活用品，恰恰是我想要的。这不是我主动搜的，但很神奇的是它让我感觉我有这些需求”（M2）。

算法权力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全新的运作逻辑：它不再需要通过压制抵抗或协商妥协来维持统治，而是通过创造成瘾性体验，使用户自愿延长沉浸时间，主动配合数据采集。沉浸式共生关系的悖论在于：最高程度的感官自由恰恰伴随着最大程度的自主性消解。“我并不认为被算法支配是弊端。从用户角度来讲，平台提供的服务让我切实享受了便利。我觉得我们目前所承受的是一些成本，这些成本会帮平台创造经济价值维持运营，因此是可以接受的”（M13）。用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感官刺激，却在不自知中让渡了认知主权，形成了数字时代最具隐蔽性的权力支配形态。

五、共生本质：柔性规训与能动囚徒

——不平衡的相互依存

在智能传播生态中，共生远非一个描述平等互惠的乌托邦式术语，其本质是一种结构上不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算法权力与用户能动性之间固有的资源不对称与地位不对等。算法权力凭借其背后强大的资本逻辑与技术架构，始终占据着结构性主导地位。它通过掌控数据生产资料、定义平台互动规则以及塑造信息环境，构建了一个用户必须在其内部运作的参数化空间，实现对用户的“柔性规训”。用户所谓的自由选择，实质是在算法预设的选项范围内进行的有限自主，是一种典型的参数化自由，是算法的参数化空间中的“能动囚徒”。“我们与算法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使用算法的初期，我们对算法可以进行塑造，因为算法捕捉的是用户的浏览习惯、喜好，并据此进行对应内容的推荐。但是算法不是掌控在用户手里的，而是掌控在平台端的。用户看似占据了主动权，但其实真正想让你看到这些内容的是平台，真正决定你能看到哪些内容的也是平台”（M10）。算法与用户权力关系的演进过程表明，共生并非权力的消弭，而是权力关系在动态博弈中达成的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稳定形态。

尽管用户在协商式共生中展现出策略性能动，在寄生式共生中其抵抗被系统收编，但这种互动始终发生在算法权力所设定的结构性框架之内。平台通过提供有限的透明度与可控性，赋予用户一种掌控的错觉，实则巩固了其权力的合法性。由此，共生的平衡是一种动态而非平等的平衡，正如钟摆的往复运动始终围绕着一个固定的支点，算法权力正是这个相对静止的支点，而用户的能动性则是在其允许幅度内的摆动。即便无法穿透现有的权力屏障，游牧式算法抵抗仍然能够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实践，争夺、构建和维持一个弹性的底层话语空间, 形成对现存权力关系的监督、对抗和反制。用户算法认知、态度和行为的背离会出现算法悖论，用户依赖算法满足信息需求，即使存在多重负面体验，也希望与之保持持续稳定的关系。尽管算法侵犯隐私、存在越界等诸多“令人讨厌的行为”，但与其带来的便利性来说，大多数用户都会选择拥抱算法，与算法共生。“虽然会有反感的时候，但在自身无能力改变的情况下，接受是比较好的选择”（M4）。

在算法既定的技术体系中，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用户的反抗都带有妥协与被动的意味，这种内嵌于权力结构之中的抗争，或许能实现局部的协商，但难以撼动其根基。用户的抵抗无异于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大多数抵抗行为并未导向权力的瓦解，反而促成了权力关系更为精细的再生产。用户在面对算法时往往表现出双重妥协：一方面，他们对隐私侵犯持默认或无奈接受态度，认为在智能手机普及、算法深入个人生活的背景下，关闭权限不仅无法保护隐私，还可能影响服务体验，因此用户很少主动调整隐私设置；另一方面，用户也倾向于容忍算法对数据的商品化处理或推荐内容不完全符合预期，因为他们觉得个人难以左右平台的发展方向。“算法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喜欢与否、欢迎与否，它都存在。善加利用，它便是得力助手；一味嫌弃抵触，它依旧存在，而你只会沦为时代洪流的一粒沙”（M4）。

用户与算法的共生是智能传播生态中算法与用户相互需要之下的妥协共存，相互依存并不代表权力的平等，它是用户与算法相互博弈过程中彼此试探、妥协、收编、让渡之后形成的一个较为平稳但又不断演进的状态。在沉浸式共生阶段，算法权力演进至一个更高级、更隐蔽的阶段，从显性支配过渡为通过结构性依赖与选择性开放来维系其统治。用户的每一次参与和抵抗都在不断再生产并强化着这一不平衡的结构本身。

用户与算法共生形态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悖论：表面上平等的共生关系，实质是建立在技术资源与权力地位结构性不平等基础上的动态平衡。用户获得的有限自主性恰恰成为算法权力持续运作的合法性基础，而算法系统则通过吸纳、转化抵抗实践不断增强其治理韧性。用户与算法共生图景标志着数字时代权力运作模式的根本转变——从显性强制转向隐性协商，从单向支配转向双向建构，最终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制约又彼此依赖的复杂权力生态。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智媒时代算法与用户权力关系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二者从驯化到共生的辩证演进路径。研究表明，用户与算法权力关系的演进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一个在“驯化-抵抗-协商-寄生-沉浸”中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其根本动力源于权力与自由的永恒博弈。最终形成的共生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不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算法权力通过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占据结构性优势，而用户的能动性则在既定框架内实现有限自主。

在初始阶段，算法通过数据捕获与行为建模实施其规训权力，试图将用户纳入可控的框架，此为驯化。而用户基于主体性的能动实践，则催生了从行为对抗到认知疏离的多元抵抗。这两种力量的交锋推动关系进入协商阶段——用户发展出算法素养与策略性互动，算法则通过弹性反馈机制进行有限度的调整。最终达成的共生并非冲突的终结，而是博弈的新形态。它体现为权力作用方式的深刻转化：从显性的、压制性的支配，演变为隐性的、生产性的引导，乃至环境性的、沉浸式的包裹。

智媒时代算法与用户权利关系演进的本质在于权力形态的范式转换。算法权力不再寻求绝对的服从，而是通过制造共识、提供成瘾性体验和构建结构性依赖维系其效力。用户的自由也不再表现为彻底的脱离，而是在系统设定的参数化空间内进行有限的自主选择。二者辩证运动的核心在于，每一次的驯化都孕育着新的抵抗，而每一次的协商又催生出更复杂的共生形态。权力与自由正是在这种永恒的相互界定与相互塑造中，共同推动着人机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隐蔽形态持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