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短视频在未成年人互联网相关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9 到2023 年，未成年人短视频使用率从 65.6% 上升到了 82.9%，上升 17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当未成年人遇到知识困惑需要解答时，网页搜索（73.5%）是首选方式，浏览视频或短视频排在第二位（56.6%），然后是求助同学朋友（52.9%）。儿童短视频使用与各学科成绩呈现显著负相关。与父母关系很不好或不太好的未成年人，经常使用短视频的比例分别为 39.6%、42.4%，比亲子关系很好的未成年人分别高出 22 个、25 个百分点。随着手机等传播新方式在儿童群体中大规模普及，如何正确引导儿童在媒介实践中趋利避害，成为当代父母面临的共同难题。除此以外，儿童和父母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差异又给这一问题提出新的挑战。31.6% 的儿童认为自己比父母懂更多的上网知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认为自己比父母懂得多的儿童比例在上升，父母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2024 年，国内首份《县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调研报告》发布，报告强调了要倾听未成年人的声音，不仅要保障儿童的受保护权，也要保护儿童的发展权和参与权。在短视频平台用户呈现全民化趋势，短视频在家庭中深度嵌入之际，如何趋利避害，需要未成年互联网使用、家庭传播等研究快速做出回应。

家庭环境中，中小学生手机短视频的使用是在父母约束和个人自主性的共同协商下完成的，有集体驯化的特征。已有关于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研究从风险、机会、文化资本、隐私与权力等方面做了探索，但综合数据遮蔽了具体的动态过程。家庭中“父母—子女”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驯化短视频是如何展开的？各自有什么规定和策略？遇到了什么问题？深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或可为由短视频使用引发的子女和父母间的紧张关系找到答案，也能探索出媒介化家庭环境下协商未成年人手机短视频使用的可行策略。本研究基于驯化理论，从集体驯化视角出发，探索家庭中父母和中小学生在短视频使用分歧中的处理方法和达成平衡状态的路径，以期回应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未成年人媒介使用的社会忧虑，并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相关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驯化与集体驯化

驯化研究自1992年被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用于考察人们如何将电视驯化进家庭日常生活后，便在媒介技术与日常生活研究中被广泛采用。西尔弗斯通认为，“如果技术、电视和电视节目要在家庭中为自己找到一个空间或一处位置，它必须被驯化。” 这一过程就像驯化野生动物一样。西尔弗斯通将驯化分为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想象（imagination）两个预驯化环节，以及占有 (appropriation）、客观化（objectification）、合并（incorporation）、转换 (conversion）四个家庭驯化环节 。占有指被购得或被拥有，客观化指如何把媒介置于家庭空间中，合并主要关注媒介技术物被使用的各种方式，指向如何把媒介置于家庭时间中，转换则指向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集体驯化（collective domestication）概念衍生于对游戏用户在线集体行为的研究，强调人们如何在当下媒体环境中合作使用某些移动服务，关注不同动机的驯化主体如何集体驯化游戏过程，游戏结果如何影响了驯化过程等。集体驯化概念进一步发展了驯化理论，关注驯化中的多主体问题，且重点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了不同动机的行动主体在同一活动中如何展开合作。研究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协调或编排，并发现了管理型和道德型两类集体驯化类型（表1）。在动机不一致时，驯化需要更多地协调和管理，表现为管理型集体驯化；在动机一致时，驯化通常通过默契行动完成，称为道德型集体驯化。

表 1 集体驯化的两种类型

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主张将家庭中的媒体和媒体消费作为一个集体过程（collective process）来研究。从 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儿童和青年人的电视节目进一步融入消费文化；同时，儿童和青年人被视为能够通过消费，尤其是媒介产品消费，创造自身身份的个体。中小学生在逐渐形成个体性的过程中，其家庭中的媒介使用也表现出了一种集体互动特征。集体驯化理论认为，当用户依赖于彼此驯化成果的兼容性时，驯化必须是集体的。集体驯化需要增加对潜在互动的敏感性，并且强烈关注协调（orchestration）工作，即如何执行这种协调以及为什么这样做。这一协调过程中动机、对动机的解释和可能的争议、绩效评估、管理程度都可能影响实践和意义建构的协商过程。在使用短视频方面，父母和子女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因此，驯化过程是集体协调完成的。本研究将集体驯化视角拉回到驯化理论提出时的家庭情境，以期进一步探索中小学生家庭短视频使用中的互动过程。

（二）手机短视频与中小学生家庭

短视频是一种基于移动终端的新媒体视频形式，具有短小、直观、趣味性强的特点，并塑造了一种手指上下滑动的视听文化模式。短视频与家庭相关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两个方向：首先，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短视频和其他媒介及内容作为整体对家庭秩序、亲子关系、文化反哺等的影响与重构。青少年通过手机的使用扩展了传统面对面的私人场域，手机中介的亲子关系有控制与反控制、入侵与协商的特点。其次，从社会问题研究切入，如青少年短视频沉迷，短视频使用，父母干预与学习成绩的关系等。

20 世纪 80 年代源于家庭电视使用研究的父母干预理论（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PMT）也成为了家庭情境下儿童互联网使用的主要研究理论。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和赫尔斯珀（Ellen J. Helsper）通过对 9-19岁的英国青少年和父母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在电视的家庭调解研究中，除了内桑森（Amy I. Nathanson）总结出的三种干预之外，互联网时代的父母们还采取了互动限制和监控的技术策略，由此合并总结出父母对儿童互联网使用的四种干预措施，即积极共同使用（activeco-use）、技术限制（technical restrictions）、互 动 限 制（interaction restrictions） 和 监 控（monitoring）。父母干预理论虽然也关注了父母行为、子女行为与认知特点等，但多数研究将关注点放在分析两者关联上，缺少对“双方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为”，以及“父母干预孩子媒介使用时父母在做什么”等问题的探索。在父母干预研究中，还发现了父母干预和子女反向干预与家庭冲突的关联。

在我国，家庭传播起步较晚，甘雨梅在留守家庭的媒介沟通、朱秀凌在中学生家庭媒介使用方面做出了较为丰富的探索。2022 年，刘王平、郑欣在探索留守家庭祖孙和在外的孩子父母之间的智能设备使用时，引入了互动视角，提出了媒介调适，以突破固有的媒介干预视角。2023 年，章平、于佳鑫等将家长短视频使用纳入子女短视频使用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家长短视频使用时长较长时，儿童全年使用时长、非寒暑假平均每日使用次数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成绩。但以上研究或关注乡村留守家庭，或考察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家庭，对县城关注较少。另外，这些研究或将智能设备或手机当作整体研究，或重点考察社交媒体的问题。短视频类的应用程序作为父母和子女都容易上瘾的应用程序，其在家庭使用研究上目前主要针对媒介育儿，即幼儿期子女展开。

综上，传统驯化研究没能突出多主体的协作。家庭短视频的使用和互联网时代父母干预研究存在忽视短视频在家庭中驯化的阶段性、动态性和成员互动特点等问题。父母干预研究认为父母干预和亲子冲突有关，集体驯化研究也认为兼顾赢得比赛和社交的中庸动机会因为动机不一导致更多的管理。因此，本研究将“父母—子女”因为短视频使用产生的冲突作为研究问题之一。要说明的是，冲突在本研究中具体指“父母—子女”因为短视频使用在认知、情感、行为、态度等方面的不相容而产生的心理或外显行为的对抗状态。

中小学生家庭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学龄期和青少年时期分别面临“鼓励子女在教育上取得成就”和“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取得平衡”的家庭发展任务，而县城未成年人沉迷手机网络游戏，浏览短视频的时间远远超过想象。基于此，本研究将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界定为：家庭成员如何共同将短视频使用引入到家庭生活日常中。并基于驯化框架，以集体驯化为研究视角展开对县城中小学生家庭如何驯化短视频的探索，将家庭驯化各阶段父母和子女间的互动与冲突作为考察重点。研究问题主要有：（1）县城家庭中手机短视频驯化主体和短视频客体有何特点？（2）“父母—子女”在驯化各阶段如何集体协调短视频的使用？（3）短视频使用中有没有冲突，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应对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方法，特别是深度访谈和人种学，是用于驯化研究的主要方法。本研究以甘肃省正宁县县城中小学生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家庭成员如何集体驯化手机短视频。为得到鲜活、深入的资料，研究采用了观察法和协同访谈法，即对同一家庭中的父母和子女分别进行访谈。为涵盖不同家庭类别，在家庭角色、性别、学历、职业等方面尽可能寻求多元、平衡，研究者联系了当地中小学的相关老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采用了目的抽样法。

（二）观察区域和访谈对象选取

县城中小学生家庭“父母 - 子女”共同居住的情况更多，“父母 - 子女”的线上、线下互动更为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中研究集体驯化，更能发现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下，父母子女如何共同将短视频引入到家庭日常中。因此，本研究选取甘肃省正宁县县城作为观察区域。正宁县位于甘肃省庆阳市东南部、子午岭西麓，属陇东黄土高塬沟壑区，与陕西省相邻，属于西部经济欠发达且限制开发的县城。本研究作者之一的家乡在该县城，对县城的观察从 2008 年底至今，主要观察县城手机门店以及县城街道上与“大数据”“算法”等字眼的机构性社会展示等，以作为此次访谈对象的主要外部环境。

访谈于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0 月间进行，以线下面对面、微信语音或电话录音三种方式完成，时间为每人 30 至 70 分钟不等。为了聚焦家庭内部驯化过程，避免过多因素干扰，所选择的访谈家庭都已在县城居住至少 3 年以上。在说明研究目的，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研究者对访谈进行了录音。针对家庭特征，本研究参考谢尔德（Anique J. Scheerder）等 2019年的研究，并结合实际，对家庭特征做了更为细致的梳理，用核心家庭、本地留守、流动家庭、三代同住、重组家庭等对家庭特征做了基本描述。

21 组接受访谈的家庭中，父亲 8 位，年龄范围为 32-44 岁，母亲 12 位，年龄范围为33-45 岁，奶奶 1 位，子女中女儿 8 位，儿子 12 位。编号为 8 的一组访谈对象较为特殊，该组孩子的父母离异，由爷爷奶奶抚养。访谈的 21 个家庭中，编号为 G8 的家庭监护人没有自己的智能手机，M13 的智能手机是 4 年前弟弟给买的，其他家庭监护人都较早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 21 位 9-16 岁的中小学生中，7人有自己的手机，占总数的 33.3%，和“给过又收回”手机的合并计算，中小学生有手机的比例达到 57.14%（表 2）。

表 2 访谈对象信息

四、研究发现

通过访谈发现，短视频已经成为家长和孩子无聊时的重要消遣，是缓解情绪和打发时间的工具，是学习或工作中的重要助手，同时也成了孩子的兴奋剂和家长头疼的事情。除了作为学习助手，县城父母常把短视频作为孩子生活中的“娱乐替代”。父母实施管理，孩子采用技巧，最终互相认可，达成一致；或引发不愉快、矛盾，甚至更严重的冲突。驯化中的互动和协调就在主体 - 客体的管理 - 监督、冲突 -应对中展开。

（一）主体—客体：参与主体和短视频平台不同程度的纠缠

本研究所调研的 21 个家庭中，多子女家庭（非独生子女家庭）占 90.5%，对短视频的集体驯化表现出了“全家人参与”的特点。例如 M6和 F7 在访谈中说自己不怎么看短视频或都看和工作有关的内容，被一旁的孩子直接拆穿。“家里目前是妈妈管孩子，孩子管他”，F7 幽默地说。还有 D14 的手机被上大学的姐姐拿走，国庆节的时候才拿回来。家庭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参与主体几乎包含所有亲近的家庭成员，这使得集体驯化表现出互动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也增加了管理难度。在全家成员都参与的短视频集体驯化中，父母管理是主基调，且驯化大多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父母管理孩子”的管理型集体驯化方式。要补充说明的是，管理型驯化是指由于目标、群体活动的物质特征以及执行这些活动的正确方式之间存在分歧，因而集体驯化可能需要领导和管理，且驯化过程必须进行明确的协商和组织 。当家庭周期进入学龄期，家长就开始限定孩子使用短视频的方式，其中父母管理最为常见，也最为严厉和有效。

作为驯化客体的短视频无处不在，且其平台功能不断丰富，拥有不同的风格化特征，并表现出一定的平台区隔，平台使用程度也会因为用户个体的探索深度而不同。“未成年人模式”是中小学生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技术管理方式之一。国家网信办要求移动智能终端不断增强未成年人模式的服务性、易用性和实际效用；但实践中仍存在未成年人自己设置或取消“未成年人模式” 的情况，这让“未成年人模式”的现实意义大打折扣。在考察“家庭集体驯化短视频”中的成员互动时，不可忽略的是因为“父母 - 子女”数字素养、使用行为差异性等原因，作为驯化客体的短视频平台也会呈现出可供性方面的差异，成为引发隐性忧虑的潜在原因之一。

（二）管理—监督：驯化实施与主体调适

在不同阶段的表现短视频在中小学生家庭中的集体驯化首先由父母管理；除此之外，父母和子女也发展出次级调适策略，部分子女基于数字痕迹的反向监督对沉迷短视频的父母提出了管理挑战。

1.占有与合并：父母管理的主要发力点

西尔弗斯通驯化四阶段中的“占有”阶段代表实物跨过正规经济和道德经济之间门槛的那一瞬间 。本研究中“占有”包含“父母管理孩子是否拥有自己的一部手机”和“用什么平台看短视频”两个方面。总体看来，孩子大致通过“父母主动给予”“和父母协商奖励”“偷用旧手机被默许”和“成功索要”四类方式获得手机。但拿到手机后，孩子并不完全拥有手机支配权，一般都采用周内家长保管，周末返还的方式。总之，在大部分家庭中，孩子的手机都经历着有管控的游动。在使用平台方面，父母主要受亲戚、朋友、同事等影响，主要使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而孩子使用的短视频平台更为丰富，除家长使用的三个平台外，还有西瓜视频、小红书、B 站、百度浏览器等。孩子获知平台的渠道不仅有家长和同学，还有媒介，如通过电视广告得知B 站，通过手机应用排行榜知道西瓜视频等。孩子对短视频平台的获知表现出了依赖设备本身的特点，这是在深度媒介化环境下成长的未成年子女们获取信息的新特点，也再次证明了媒介能为未成年人成长带来机会。

孩子手机的游动规律反映出手机使用和日常生活“合并”阶段的时间管理。2013 年，哈登（Leslie Haddon）提出儿童增长的（小）屏幕时间可能存在与电视时间和其他活动时间之间的平衡问题 。S7 的妈妈在孩子六年级时，从乡镇调到县城工作，规定了儿子刷短视频的时间为每天作业完成后。“周内的话是半个小时，周末的话是作业做完后，每天可以玩两个小时，每半个小时玩一次，玩完之后歇一个小时。”因为S7 当时沉迷于一款游戏，同时也使用短视频，母亲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做了详细规定，如果超时了会惩罚，如第二天不许玩，或扣周末的时间等。F2 家庭严格限制女儿刷短视频，女儿使用父母手机刷短视频时会自己用手机定时 10分钟。时间管理几乎是访谈对象中的父母都提到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有些时间管理严格、具体，有些是父母凭感受感知的适当时间，严格的时间计量是更能得到未成年子女认可的管理方式。

2. 客观化：时空回避与次级调适

客观化侧重于媒体设备的空间布局。家庭环境下短视频的客观化应包含“在家庭什么空间使用短视频”等问题。F2、M3、F10、F12、M19、M21 等都表现出较长时间使用和将短视频全效嵌入到生活中的特点。部分家长自身也存在沉迷问题，但为了平衡孩子和个人使用需求，父母发展出次级调适策略，如他们会在孩子学习的时候在一旁看书，孩子不在家或睡觉后再刷短视频；在孩子刷短视频太多的时候，父母会带他们外出活动；另外还有父母刻意避开孩子在卧室刷短视频或孩子睡着后戴着耳机刷短视频等。通过错开时间、空间隔离、技术遮蔽等方式，父母们用自我管理规训短视频使用，在不影响孩子和满足自己放松需求之间达到平衡。

不过，子女在驯化的几个阶段中并不是完全的听从者（subservience）。他们在驯化各阶段发展出自身策略、主动性、协商与反抗，形成了暗度陈仓的次级调适 。在假期或其他父母不在身边的时间里，他们偷偷拿着祖辈手机刷短视频，父母迫于与祖辈的亲情压力，一般较少或难以介入。疫情网课期间，他们还一边听课，一边通过分屏或切换屏幕的方式看短视频，学习成了孩子使用手机的天然掩护 ，短视频亦如此。少数家庭中，孩子也有和父母商量并制定规则的自主行为。例如，D16 发现自己对手机产生依赖感时，主动和妈妈商量把玩手机的时间从20 分钟调到 15 分钟。“使用短视频社交”是孩子让家长比较紧张的使用短视频的理由，D20 从初二开始就和同学通过抖音续火花直到高一。短视频平台功能的多样化、内容的丰富度和再驯化的多种可能性让家长防不胜防，加重了父母的忧虑，但短视频的技术可供性也不断激发和满足着孩子的探索愿望，他们在忘带书的时候通过快手搜书（S10）、在抖音上搜题并抄到本子上（D13）、搜菜品制作视频学做饭（D15）、以及通过刷短视频弄懂同学说的“梗”等，以类似的方式，未成年人主动将短视频驯化为自己需要的工具。

利文斯通等提出监控、互动限制等技术干预是互联网时代父母干预与电视时代的不同之处 。在短视频的父母干预中，父母们也尝试了用未成年人模式这一技术限制，但使用后会让孩子认为“有些信息他看不到”（M17）、“家长已经限制了，没必要再限制了”（S17），并选择自己关闭或征求父母意见关闭。部分孩子会主动设置青少年模式。从访谈中观察到主动设置该模式的孩子更加自律，对学习有着更加明确的目标，关闭技术限制的孩子则更加看重自己使用手机的权利。

3. 转换：薄弱的内容连接和反向监督

西尔弗斯通提出的驯化的转换阶段强调家庭与外部社会的勾连，将集体驯化运用于家庭场域，转换阶段可以理解为家庭成员之间针对短视频内容的互相指导与讨论。由于处在同样的实体空间中，父母一般知道孩子在用短视频看什么，但内容方面的指导比较含糊、讨论也有限。父母希望孩子通过短视频看“有助于学习的内容”（M15），“不要看那些过分的”（M13）和“乱七八糟的”（M15），还有“奇怪的”（M5）内容。这些模糊的字眼是父母对短视频内容可能引起孩子价值观扭曲的忧虑。未成年人在短视频使用中，受引导与限制较多而获得的有效帮助较少 。部分教育观点明确的家长也为孩子提供了他们认为应该看的内容、分享了他们认为孩子应该知道的科技发展，或告诉孩子发布和使用短视频过程中的风险规避策略，但整体占比较低。另外，“父母—子女”在短视频内容的讨论方面也各自竖起了壁垒。家庭中仍然存在着家庭教育“学校化”的问题 。整体来说，父母希望把短视频内容的分享把控在有用和安全的范围，呈现出一种谨慎和严肃的特点。父母眼中“孩子还小”“孩子毕竟是孩子”等观点影响了父母和子女谈话内容的选择。除了共同使用之外，孩子也和父母一样采用区分内容分享的策略，且实际和父母分享的内容更少。“近在咫尺”的亲子之间面临着“在场的缺场”“交流的无奈”等尴尬图景 。内容方面指导的模糊和交流的薄弱也让核心家庭“父母—子女”成了亲密共同在场的“数字孤岛”。

访谈对象中的父母通过子女还手机时没来得及关闭的屏幕、视频收藏、“要求子女输入手机密码”等手段实施着对子女的技术监管，部分子女也通过查看父母视频发布时间、设置视频公开范围、设置手机密码等技术了解父母的短视频行为（S7）或刻意不让父母看自己发的内容（D15、S21）。观察或技术监督等父母干预的方式被子女使用时，沉迷短视频的父母对子女的管理呈现出了“五十步笑百步”般的无力状态。通过短视频的自我呈现和短视频观看、转发等行为留下的数字痕迹拓展了子女了解父母的渠道，当孩子知道父母和自己使用同样的短视频平台时，父母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孩子也知道父母创建小号访问自己的抖音平台（S21），“父母—子女”的互相观察表现出了线上—线下的交织，彼此的多面性会通过各种渠道呈现出来。子女通过数字痕迹对父母的观察让父母以一种不自知的状态被子女反向监督。

（三）冲突—应对：集体驯化中的激烈矛盾与艰难协调

短视频是高感官占用的媒介，长期使用后的失神症给家庭沟通带来了障碍。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向访谈对象提出“是否因刷手机短视频和父母（或子女）产生过冲突？”21 组访谈对象中，12 组曾发生过冲突，占总数的57.1%。从年龄来看，只有一位在 9 岁时发生冲突，其他因短视频产生冲突的家庭都是在孩子11 岁以后。

1. 管理失控引发矛盾

在一些家庭中，管理通过父母提前制定规则，并在说明规则（小部分和孩子协商）后执行，在另一些家庭中也表现为试探—观察—调整的动态管理驯化。访谈对象中有五个家庭的父母都曾给过子女手机，但一段时间后，发现孩子管不住自己，就又把手机收回了。M14 发现孩子一心刷抖音，学习成绩都下滑了，就把手机收走了。父母意愿与孩子实际使用之间呈现出分裂式图景时，手机被父母收回。学习成绩和刷短视频的时间是最直观的可以影响驯化过程的依据。没有说好规则或不按规则执行的，或随意凭感受管理的短视频驯化带来了更多的使用、沉迷或不满意，引发了更多“父母—子女”矛盾。

孩子想刷更长时间的短视频或频繁地使用手机破坏了父母对子女短视频使用时间和频率的管理，引发亲子间冲突。M9 在女儿上四年级前和丈夫一起在上海打工，回家专门照顾孩子后发现了 D9 有偷偷刷短视频的问题，于是她对D9 作了时间规定，并在 D9 身边监督。如果 D9违反管理规定，M9 就让 D9 刷一天半短视频，刷到头昏脑涨眼晕。为了检验效果，她将手机放在 D9 的卧室，D9 经历了内心的挣扎，最终控制住了自己。但当说到因为短视频和家长产生的不愉快时，D9 认为当时 M9 把手机放在她的卧室，让她经过的内心挣扎其实是不必要的。父母管理的失控和手机的争夺会引发“父母—子女”之间的不愉快、冷战、争吵等情感冲突。

“给手机设置密码”“想把手机放在自己身边”“把自己卧室门反锁了刷短视频”这些行为既是孩子对父母管理的反抗，也是迫切地想建立私人场域的体现，这些情况在九年级及以上学段孩子中较为明显。然而，当一道门锁起来之后，父母“不知道他在里面学习还是玩手机”（M17），实体空间的分离，让一些父母感到慌张。害怕孩子看不好的内容，滋长了父母的愤怒。父母创建新抖音账号以访问被孩子屏蔽了的短视频个人空间（M21），满足对子女的全知式掌控，子女虽知道父母的访问，但沉迷于虚拟空间的子女不屑于和父母表达，这让父母的“不知”和因“不知”滋长的愤怒加剧，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交流被一道实体的门和一道虚拟的门完全阻隔。

2. 显性负面反馈激化冲突

孩子因为使用短视频学习成绩下降、学习态度敷衍、视力下降或出现很难静心学习的身体神态信号，以上作为显性的失败的短视频驯化反馈刺激了不太会教育的父母，教育方法失当的父母有时会打孩子。据 M17 回忆，一次她不在家，S17 考试的时候留了很多基础题的空白，这被认为与在生活中刷手机短视频或游戏有关，于是孩子被爸爸打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三四次。S7 和 S19 因为刷短视频和妈妈吵架或冷战，S19 还曾一度自残，M14 描述他们在家各玩各的手机，互相不说话，后来女儿不喜欢和她沟通了。

本研究发现，亲子之间的短视频冲突在青少年早期 a 较为多发，这一期间的矛盾多是时间、频率管理失控引起，而青少年中期的矛盾则指向了孩子构建私人场域和父母期望全面掌控之间的矛盾上。从家庭特征方面，虽然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均为在县城居住三年以上的家庭，但从驯化的长期过程中来看，不少家庭仍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流动。流动在田野点所在的西部县城具有普遍性、动态性和间隔性等特点。本地流动，如孩子小时候在爷爷奶奶所在的乡镇或农村长大的情况普遍存在。还有其他流动情况，如从外地来到该县做生意逾 10 年的家庭；初中前随父母工作从深圳到河南，初中时和母亲一起回到老家正宁，初二时，母亲又外出做生意的等。F11 和 F18 家庭中存在三代同住的情况。结合家庭手机短视频使用的集体驯化和驯化后的认同来看，核心家庭虽存在一些矛盾，但父母对孩子采用更宽容的态度，冲突后孩子也更多地对父母表示理解，出现过严重冲突的则以流动家庭、留守家庭为主，可见县城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也值得更多研究者加以关注。

3. 讲道理或不处理的应对方式

冲突的解决一般会通过不处理、讲道理，和孩子谈心，“父母看家庭教育、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方面视频”的方式解决。在管理的动态中，大部分子女对父母的管理表示认同。然而讲道理作为动机阐释方式亦是父母权威的重申，这一过程以父母的单方面输出为主，主要内容亦是使用短视频对孩子眼睛不好、影响学习等大而化之的老生常谈，体现为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所说的限制型符码（restricted code）。谈心的方式通过引导孩子自己分析使用短视频的影响，起到了更好的调解作用，但还未达到伯恩斯坦所说的精致型符码（elaborated code）。一味讲道理可能会引发子女的反感，进而更加逃避到短视频中去寻找虚拟的满足。县城父母调解方式处在城市和乡村的中间状态。

图 1 中小学生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影响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家庭互联网、智能设备、手机使用中的矛盾或指向父母教养方式 、亲子关系，或指向家庭时空的再造和子女私人领域的创设 、家庭秩序的失序和重塑，这些研究结论为本研究提供了认识短视频嵌入家庭后家庭时空、沟通等问题状态的基础。然而从集体驯化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却更清晰地发现了“父母—子女”在短视频驯化过程中的互动。研究发现，集体驯化中存在着可见的工具维度的管理，但“父母—子女”隐藏起来的不可见的集体驯化的价值维度也应该引起重视。中小学生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中的规则和执行更重要地影响了协调和编排。

（一）规则与执行组织下的短视频集体驯化

在家庭成员集体驯化短视频的场景下，制定规则和规则的执行比起使用的动机、对动机解释的争议、结果（反馈）和协调更为日常和重要。这是有未成年子女家庭和平层化游戏社区形成的管理型集体驯化的不同之处，后者的管理程度更多与动机的不一致有关。以往关于子女数字媒介使用的研究常常将子女使用互联网的父母干预归于父母教养方式，访谈发现县城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多属于权威式和专断式，这和林小英关于县中家长教养方式的研究结论一致。本研究从集体驯化角度切入，将父母教养这一稍显笼统的结论细化，发现在县城中小学家庭集体驯化短视频中，除动机、对动机解释的争议和结果外，规则与执行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协调与编排。在提前说明规则、协商制定规则、严格执行规则的家庭中，通常短视频的集体驯化表现出良性的效果和较高的子女认可；在不说明规则、凭感受执行规则的家庭中，短视频集体驯化容易出现冲突。中小学生家庭和平层游戏社区、随迁老人的社区兴趣群不同，由于中小学生自制力参差，因此，管理中父母能否根据子女的自控能力、学习阶段、自身特点，制定或协商规则和严格执行规则较其他因素都更多地影响了集体驯化的协调和编排。

（二）可见的工具维度和不可见的价值维度

当短视频成为每个个体所想的和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相互作用的最为普遍的象征环境或温尼克特所说的转换客体时，和电视不同的是， 每个人象征环境是不同的，且象征环境是流动的、虚实结合的，和身体捆绑的。拿着手机刷短视频的个体成为了一个“赛博格”身体，通过姿态表达一种交往意向。父母通过占有、合并环节的规则和执行实施着对子女可见的工具维度的显性管理。这种管理因为嵌入在家庭短视频使用矛盾的动机中而更为严格，这和克里斯汀（Kristine Ask）等对魔兽世界团队副本（raid）研究中的管理型集体驯化结论一致。显性管理是把短视频当作学习、娱乐或放松的工具维度的管理，在纵向驯化阶段性上，父母对孩子短视频的管理化驯化表现出了普遍性和在低龄子女家庭中的必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家庭教育学校化的问题。

工具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作为手段始终是短暂的、浅层的，不像价值的影响那么深入，也更具有恒常性。然而，“父母—子女”互相不交流短视频内容这一问题背后却隐藏着可能的认知鸿沟、信任崩溃、父母对短视频传递价值的不确定或对孩子使用短视频负面影响的过度估计等问题，这样一来，青少年使用短视频的机会几乎因为上述隐藏的问题而被忽视了。这就是家庭化短视频集体驯化中客观化和转换环节中不可见的价值层面。价值维度的潜在矛盾和问题会引发更激烈的工具维度的管理和冲突。问题最终还是指向了家庭沟通，各自使用，又较少讨论的短视频使用方式可能让“父母—子女”成为亲密连接的“数字孤岛”。价值层面不可见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对青春期子女性教育问题的不知所措和对短视频内容（如色情内容）、社交风险的忧虑等。本研究发现，即便在同一县城，父母和子女关于短视频内容的探讨、父母为子女推荐的短视频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少数家长结合自己的教子观，为孩子推荐如荒野求生视频、帮助孩子探索和孩子兴趣相关的视频，这些差异与父母的过往经历和对子女教育的期望有一定关联。

图 2 县城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管理和隐忧

（三）短视频集体驯化效能提升需三方合力

基于研究发现和主要结论，本研究认为父母、短视频平台和家庭教育相关社会工作的三方合力或可提升西部县城中小学生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效能。首先，父母需要分阶段做好显性管理和隐性价值讨论的结合。对年龄尚小，自控能力还不够的小学生来说，父母可以对子女能否有手机和使用时间制定好精细管理规则，并严格执行。但在初高中阶段的青春期，父母要更加尊重子女的自主性，尽量能够如 F5 所说的“光明正大”地共同使用、讨论短视频内容，和子女协商制定家庭短视频使用规则，促进青少年的媒介技能反哺和家庭沟通。其次，作为服务提供的平台也应该继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加强优质内容的制作、宣传和推送，共同优化青少年的视听环境。最后，根据管理与反向监督的技术特性，父母尤其应该加强技术学习。父母要多了解关于未成年人模式、短视频平台的定位和差异等，家庭教育相关社会工作也可以增加关于媒介素养提升的父母课堂，以此让父母可以更好地作为指导者和共同使用者角色参与到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中，避免深度媒介化环境下家庭媒介管理差异带来的认知鸿沟。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家庭“父母—子女”集体驯化短视频中存在着显性的工具维度和隐性的价值忧虑。其次，在中小学生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动态中，规则与执行比动机更为日常。规则与执行是更具有可效仿性、实践性的措施，这让本研究更具有社会应用价值。最后，本研究的发现之一，子女基于数字痕迹的反向监督对沉迷于短视频的父母施展的权威式管理提出了挑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向。

本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针对家庭情境如果能选择典型的家庭做参与式观察或能继续把研究推向深入。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针对家庭媒介时间管理与家庭秩序、共同生活的城市家庭“父母—子女”如何集体驯化短视频，短视频中介的家庭教育“学校化”在城市有什么样的表现等问题展开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探索城市、县城、农村媒介化家庭的秩序变化和重塑差异。